毛泽东诗词平议——周啸天

毛泽东诗词平议

（上海辞书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序）

周啸天

谈到当代诗词，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毛泽东诗词。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旧体诗坛几乎完全为毛泽东诗词的光芒所笼罩。在新诗大获全胜，旧体诗词边缘化生存的时代，这一现象显得尤为奇特。乃至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这就是传统诗词最后的辉煌。

然而，“毛主席诗词”垄断诗坛，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沁园春·雪》是最早发表的一首毛泽东诗词。这首词的写作在1936年，发表在1945年。并不是由中共党报刊登，而是为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所披露。该报编者收集到两个文本、拼成全豹，未经毛泽东本人授权，就自作主张地发表了。

毛泽东诗词的成批发表，是在1957年初。先是，臧克家致信毛泽东，要求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老人家的诗词。毛泽东将记得起来的旧作，加上臧克家寄去的八首，一共十八首，寄去，附信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你看，这完全是被动的口气。

虽然毛泽东称之“谬种”，认为“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广传，则无异于讽一而劝百。上个世纪的成年人，随口背上十来首毛泽东诗词，大约是不成问题的。能背诵三十来首毛泽东诗词的人，比能背诵三十来首李、杜诗篇的人多得多，这也是事实。眼下五、六十岁的人，对于诗词的爱好，大抵不是从《唐诗三百首》开始，而是从《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或三十七首）开始的。不少人在最初写作诗词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影响。要说老人家沾溉了一代，也不为过。

爱好古典诗歌并写作旧体诗词，本是毛泽东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并非主要、却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郭沫若谓之“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会写旧体诗词的人不少，但真正形成个人风格而足以名家者不多。毛泽东诗词远出侪辈之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毛泽东诗词以兴会为宗，不作无病呻吟，没有客气假象，是真诗。自序云：“这些词是在1929年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因以付之。”（《词六首引言》）“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送瘟神诗序》）——又是“马背上哼成”，又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又是“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是何等的兴会。吟过了，就放下了，就“通忘记了”。好事者“搜集起来，要求发表”，才“因以付之”。这种平常心，就让人佩服不已。比起那些写得一两首仿古的诗词，就自恋不已的文人，真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郭沫若啧啧称叹：“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同前）“大而化”本是前人对杜诗的评价。毛泽东本人对“化”字就有个解释，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始谓之“化”。而毛泽东诗词并不以风格多样见长，所以这个“化”字是有待商榷的。

而一个“大”字，确实能概括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感受。

论者经常谈到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气概。而史诗是与叙事性和宏伟规模相联系的。毛泽东所擅长的词体和七律，都是篇幅短小之作，根本不具备史诗的规模，何以给人以史诗的感受呢？原来，毛泽东诗词有一个非常显著、足以和最辉煌的史诗比美的特点，就是主题重大。

毛泽东诗词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历史变革，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从武装割据到夺取全中国的历史过程和革命豪情。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等；写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会昌》等等；反映长征的有《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等；写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有《沁园春·雪》等；写于解放战争胜利时刻的有《七律·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等。虽然没有展开叙事，但将其诗词标题中的地名串联起来，就是一串历史足迹：长沙——黄鹤楼——井冈山——广昌路上——大柏地——会昌——娄山关——昆仑——六盘山——南京等等，足以引起深远的联想，使读者窥斑见豹地重温历史，仿佛看到这位伟大战略家，怀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锦囊妙计，胸有成竹地带领在黑暗中盘旋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迷津，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最后把蒋介石撵到一个海岛上去。这段历史风云，实在令人神往。毛泽东诗词津津有味地歌咏着的，就是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及其延续。“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便是作者的自白。

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十分明快地包含在他青年时代的座右铭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个大个子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是个天生的叛逆者。我们都背诵过他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他成为领袖的时候，把共产党的哲学概括为斗争哲学。而毛泽东诗词另外一大，就是抒情主人公形象高大。

这个形象一出场就是那样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断句》）如果说这还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话，往后就不一样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词中人已在思考更为重大的问题——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思考——“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是诗的《天演论》，这里达到了诗情、历史与哲理融合。往后，这抒情主人公形象逐渐成为一个大我，较之“独立寒秋”的形象又进了一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等等，句中的“我”，是与百万工农结合的大我。

江西苏区岁月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够味的时期之一，也是他诗词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此行何去”、“今日向何方”等关于方向、路线的诗句，使人联想起作者本人说过，这些诗词原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这很有意思——人在马背上，没有徒步奔波之苦，而面对广阔天地，各种新鲜印象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这正是灵感的温床、诗思的摇篮。无怪唐代的郑綮在别人问他“相国近为新诗否”时，应声答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何以得之！”

在中央党校一个理论研讨会上，有人曾经指出，毛泽东的主体观，概括起来就是：人作革命者，以阶级、革命群体及其政党为主要载体；作为实践者，则具有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而毛泽东诗词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高大，实植根于他的这种哲学的主体观。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段对话，在中南海，毛泽东对程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就指毛某人嘛。”无论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说过、还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一细节的艺术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毛泽东诗词还有一大，就是气象大。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愈说“气盛言宜”，明人谢榛论诗，有堂上语、堂下语之说。堂上语，即上官对下官，动有昂扬气象。气象这东西，关乎个人气质、抱负、经历、学养和地位，不可力强而致。帕瓦洛蒂就是帕瓦洛蒂。腾格尔就是腾格尔。正如风起云扬之歌的雄盼英风和草泽之气只能出自刘邦一样，大气磅礴的毛泽东诗词也只能由毛泽东本人写出。明人谭元春评曹操诗，说“此老诗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余谓毛泽东诗词亦然。

毛泽东诗词想象飞动，喜欢运用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的材料，常有超现实的瑰丽色彩。如“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何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歌逐逝波”、“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等等，而“九嶷山上白云飞”一律，更是达到极致。

毛泽东写景大笔如椽，挥洒于广阔的时空之中，善于展示鸟瞰的、全景式的壮丽场面——“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山，翻江倒海卷巨澜”、“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泽东诗词以挥斥而不以追琢见长，其中经心推敲细致之处，如“腊象”改作“蜡象”、“浪击悬崖暖”改作“水拍云崖暖”、“有心——无意”改作“随心——着意”，等等，多是采纳了别人建议，他很尊重这样的“一字之师”，有一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雅量。

在语言上，毛泽东诗词有一种大气。其措语伐材于古典诗词和民歌，一面是“沉浸秾郁，含英咀华”，一面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曾说，朱自清文章不神气，鲁迅文章神气。他自己的文章也神气，所以有很强的阅读快感，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等等，成如容易，岂容易哉！

毛泽东词最为人津津乐道者，是1936年陕北观雪之作即《沁园春·雪》。这首词先大笔驰骛全景式描绘北国雪景，上片煞拍处“须晴日”三句突发奇想，将江山比作美人。作者抛开“逐鹿中原”那个现行譬喻，而把政权的更迭比作情场角逐，《离骚》之“求女”，是其依据。过片后一笔勾掉了五个皇帝，却不流于叫嚣——只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形象化语言轻描淡写。这是一首豪放词，人们喜欢它的不可一世，也喜欢它于壮采中寓妩媚之姿。这首词的和词有那么多，赞的有、骂的也有，就是没有一首在艺术上可与之颉颃的，即使是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和原词相比，也是高下立见。说句玩笑话，柳亚子一笔才勾掉三个词人，怎么比呢。人们说李白诗不可学，这首词也是不可学的。

毛泽东与陈毅论诗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像散文那样直说。”《忆秦娥·娄山关》的大背景是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到遵义会议那一段历史，小背景是娄山关之战——长征中打的第一个胜仗，它使红军摆脱了长时间的乌云压顶的沉闷情绪，又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摆在眼前的困难不知比顺利大多少倍。作者没有事件过程的实录，也没有一句概念化的议论，纯以兴会为宗，用两组景色和两句抒情，就形象地概括了红军在当时的心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作者自己说，这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到娄山关大捷时，这样的景物就与作者的心情突然遇合了。这首词很雄浑，也很悲凉，是形象思维的典范。

遍览毛泽东诗词，却又并非“吟看首首是琼琚”。有人说毛泽东诗词有戾气、甚至有俗笔，这是事实。有一些诗词流于粗豪，也是事实。毛泽东自己就明确说某一首不好，或不满意，或不愿意发表，这并不是出以谦虚。然而，衡量一个诗人的成就，要看他能够写到多好。俄国有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

毛泽东时代行时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现在已不大有人提起。在那个“红旗歌谣”时代，彭老总曾情不自禁写了一首谣体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故乡行》）几乎就在同时，毛泽东写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到韶山》）、“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上庐山》）等诗句，这是多大的反差呀。阅读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晚年心境悲怆，却没有一首诗词。据身边工作人员的“口述历史”，老人家有一次在书房失声痛哭，桌上摊着一本宋词，翻到的那一页是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词云：“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哲人已云逝。毛泽东诗词作为一份文化遗产，还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人们会不时吟诵和谈论他的诗词，一如毛泽东生前不时吟诵和谈论唐宋名家诗词一样。后人读到毛泽东那些气壮山河的作品时，也不免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缅怀之情——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说《沁园春·春》

周啸天

无论从何种角度着眼，《沁园春·雪》都说得上是毛泽东诗词的压卷之作。这决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几乎所有评论家的共识。假若来一个读者投票，可以预见，这首词一定会高票当选的。

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不同寻常。作者在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称此词为“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之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注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1936年2月，也就是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两个月后。那时中共中央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即于当年1月亲率红军东征，于2月初，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十个月，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带，准备东渡黄河抗日，扩大红军势力。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令中央军与阎锡山部加以阻击。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作）自注说：“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那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总的负责人（当时是张闻天），但他的主张在党内已经取得支配地位，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日本的侵略固然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在客观上对蒋介石的“勘乱”形成掣肘，使国共势力的消长充满变数。中国积贫积弱、积乱积危，然物极必反，其命运和前景亦不可限量。那时的毛泽东雄心勃勃，心情异常舒畅。他本来就喜欢雪天。在袁家沟居住期间，正遇上一场平生罕见的大雪——也就是他对柳亚子提到的那场大雪。放眼秦晋高原白雪皑皑，长城内外冰封雪盖，九曲黄河顿失滔滔，此情此景一时凑泊，不禁逸兴遄飞，欣然命笔，几乎是一气呵成了这首独步古今的咏雪抒怀之作。

毛泽东写作诗词，一向是以兴会为宗的——这正诗词之所以为诗词者。这首词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原因之一，就在于读这首诗，你能体会到作者在写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颠峰状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起就是椽笔驰骛，全景式描绘北国雪景。毛泽东性格“好大”，在写景上比较近似李白。李白偏爱名山大川，钟情的景物是黄河、长江、庐山瀑布、横江风浪，而把鸟鸣涧、鹿柴一类的景色，留给王维去写。毛泽东喜欢的咏雪名句是“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民谣）等奇句，而不是“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那样的妙语。这首词中的看雪，可不是芦雪庵赏雪，甚至也不是终南山望积雪，而是昂首天外，鸟瞰、俯瞰整个的北国雪景，其间加入了词人的想象。“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寥寥数语，写出了漫天大雪所造成的江山一笼统的奇妙感觉。“长城”“大河”（黄河）在词中，既是宏大的自然意象，又是象征符号——与“江山”、“无数英雄”、“风流人物”等自然和社会意象相呼应，是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赋予了这首词以非同寻常的意义。“惟余”、“顿失”的措词，具有一种张力——漫天大雪转瞬之间改观了山河，词人在登高壮观天地间的同时，心中涌起的是怎样的一种激情呢，这令人想起作者同调词作中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接下来的三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写积雪。静态的积雪，却写出了动感。蜿蜒崎岖的山脉，其边缘、其轮廓、其走向在积雪中亮度较高，使人产生一种视幻感觉——银蛇飞舞的感觉，与“飞起玉龙三百万”在想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大小小、绵亘起伏的山峦，由于蒙上了积雪，又使人产生出另一种视幻感觉——象群奔腾的感觉，试想一下，整个原野上奔腾着无数的白象，这又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情景。顺便说，最初的措辞是“腊象”，腊即真腊（古代国名，即柬埔寨），后来作者采纳臧克家的建议，改为“蜡象”，与“银蛇”作对，更加工稳。绵亘的雪山和无垠的雪原，使天空显得低矮，反言之，即雪山和雪原在与天公比高。“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一句有拟人的意味，使人想到毛泽东生平爱说的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无法无天，或与天比高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就是造反有理。唐人杜牧《长安秋望》就有“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的名句，在气势上，还分让此词三分。总而言之，上片咏雪，词人做到了视通万里，眼光所及，几半中国，真说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插说一下，《沁园春》这个词牌以东汉窦宪仗势夺取沁水公主园林、后人作诗咏其事而得名，全词一百一十四字，属于双调的慢词。上下片除换头而外，结构大体相同，具备从三字句到八字句的所有句式，各有一组由一字领起的句群，适合铺叙，保持着一气贯注到韵脚（一韵或两韵）的势头，饶有抑扬顿挫之致。毛泽东此词上片咏雪，以“北国风光”三字总冒，紧接用一个“望”字顶住上文，领起四句，其势头直贯两韵，到“欲与天公试比高”为止，对北国雪景作了大笔挥洒、而又淋漓尽致的描绘。再用“须”字顶住上文，以三句写想像放晴之后，艳阳高照的雪景：“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该有多么的艳丽！换头处意脉不断，以“江山如此多娇”收住上片之写景，复以“引无数英雄竟折腰”过渡到下片之咏史抒怀，是全词的一大关纽。紧接一个“惜”字顶住上文，领起四句，其势头又是直贯两韵，到“只识弯弓射大雕”为止，可谓大气盘旋。其思想内容，有人说，是“一笔钩掉五个皇帝”。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切，但富于文学性，是一句妙语。在词中，毛泽东的确评点了五个皇帝——依次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他们中有的是完成统一大业的雄才，有的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讲，都算得上民族的英雄。词中称之“英雄”，决非反语，有肯定的意思。就拿秦始皇来说吧，尽管历代读书人骂声不断，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读〈封建论〉呈郭老》）所以，决不是一笔抹煞，只是一揽子批点。“略输”、“稍逊”、“只识”这些带有贬抑性的措词，意味着这些帝王又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只代表少数人、即剥削阶级的利益。词中不能采用这种理论的话语，却用了“文采”、“风骚”这样的字面，好像是在谈论这几个人的文学修养。真要说文学修养，这几个人其实是有等差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是名篇；唐太宗有几句诗，如“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等，是名句，这两人的“文采”要好一些。宋太祖是个粗人，有歌咏日月的大话诗，是古代的“丘八体”，不过，“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两句，还是为人称道的；成吉思汗的“文采”更差一些，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一点也不冤枉；秦始皇焚书坑儒，那就是不“略输文采”的问题，而是革文化的命。不过，这里的“文采”、“风骚”，宜从广义上加以理解，那就是这些人的贡献，不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做出贡献的，另有一条线，那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另作总结的。总之，读这首词让人浮想联翩。当毛泽东面对如此江山、如此雪景时，心中激起的，是怎样一种豪情壮怀啊。他一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正在做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人类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所做的一切，将要比一切古人的业绩更加辉煌地载入历史。换言之，这是一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慷慨纵横、不可一世的感觉。

于是，作者以“俱往矣”三字顶住上文，曲终奏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是对“俱往”的一个呼应，“风流人物”是对“无数英雄”的一个呼应，这个结尾是水到渠成的。那么，词中“风流人物”与“无数英雄”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平列关系，还是对立关系呢？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毛泽东诗词集》第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他在自书此词时，也曾署题为：“反封建沁园春”。这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是对那些批评他“有帝王思想”的人们的一个回敬。然而，作品一经发表，其解释权就不再专属于作者。贴标签的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它会制约读者的审美感受，很煞风景。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还须提到一首宋词，那就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词开篇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毛泽东措词的语源——毛词中的“无数英雄”，不就是苏词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么？“风流人物”与“英雄”，只是一转语（同义语）。换言之，毛词中的“风流人物”是处在“无数英雄”的延长线上的，彼此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递进。当然，递进中也包含着否定，否定之否定，那也是符合辩证逻辑的。词中“俱往矣”三字，措语很重，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19页）“俱往矣”三字，又意味深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等，虽然是英雄，但已是过去式，是翻过的几页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31页）唐人岑参诗云：“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有这样的意味。

词中“风流人物”何指，一直众说纷纭。作者自注为“无产阶级”，注家则说是“今朝的革命英雄”、或“当代人民群众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或“无产阶级杰出人物”、或“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个涉及到文艺理论、诗论上的一个问题——抒情主人公的问题。简言之，抒情主人公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抒情主人公为“我”，即作者本人，如陆游《钗头凤》的抒情主人公就是陆游本人。另一种情况，抒情主人公为“非我”，即不是作者本人，诗词中的代言体就是如此，如《新婚别》的抒情主人公就不是杜甫。第三种情况，抒情主人公为“非常我”，即包含我，却不等于我，如唐王梵志诗中的“我”，就是泛指的我。毛泽东诗词主题重大，其绝大部分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历史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从武装割据到夺取全中国的旋转乾坤的历史过程和革命豪情。其抒情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大我，一个群体，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等等，句中的“我”便是与百万工农结合的大我，都不等同毛泽东本人，但一定包含他本人。同样地，这首词中的“风流人物”即当代英雄，也不等同于毛泽东本人，但一定包含他本人。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个细节，毛泽东在中南海对程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就指毛某人嘛。”无论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这一细节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这首词写壮景，抒豪情，发绝大议论，在艺术上本来是有风险的。因为豪、容易流于粗，大、容易流于空。但这首词并不给人以粗豪和空洞的感觉，相反，读者觉得非常充实，非常光辉。这与作者的形象思维和艺术处理是分不开的。词的开始，作者就运其如椽大笔，驰骋于广阔的时空之中，对北国风光作鸟瞰式、全局性的描写，令人心旷神怡，匪夷所思的是煞拍的“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突发奇想，将壮丽河山比作妖娆的妇人。自古以来，人们把统一中国的群雄角逐比作猎手角逐，“逐鹿中原”是流行的譬喻。可毛泽东却别出心裁，把它比作情场角逐。这个举措风流的比喻偏偏能不失于纤巧，其奥妙大可深究。原来在古人的观念中，江山与美人本是差距很大的对象，清人诗云“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就是具体的例证。而比喻之中，比体和本体的差异越大，效果越显著，将江山比作美人正是如此。尽管诗人运用了“妖娆”一类倩语，读者想到的只是山河的迷人，而不会联及男女之事。远在《离骚》就有以求女比喻政治追求的传统，是其成立的依据。把重大的主题寓于如此轻松的表述，使此词既雍容大度，又轻灵洒脱。描写男女情爱从来是词体所长，产生过“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二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那样一类杰作。但从毛泽东的传记材料看，他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就连“我失骄杨君失柳”一词，所表现的革命的同志爱也高于燕婉之私。可以说，毛泽东的爱情更多地钟于华夏山河，“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这才是毛泽东的爱情词！在词中，作者就像是在替一位公主择婿，运用严格的眼光打量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等，这些似乎次第而来的求婚者，结果都未入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的上片在自然的、地理的、空间的大跨度上自由驰骋；下片在社会的、历史的、时间的大跨度上自由驰骋。本来，秦皇汉武等古代帝王与当代英雄，各不同时，并非竞争的对手，而词中并举之，就填平了时间跨度，冶古今于一炉，而对于现实中真正的敌手，则未措一辞，足见大气。其间加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这样婉约的因子，使得全词于豪放之中饶有风流妩媚之姿，达到了豪放与婉约的绝妙平衡。作者曾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诗词》210页）这种做法，也借鉴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词以“大江东去”开篇，然后就联想到赤壁大战，历史上的英雄。“乱石穿空”几句，写抒情主人公的心灵感应，以至风起水涌。说到“江山如画”，忽然引出个绝代佳人——小乔，来衬托谈笑破敌的周郎之儒雅、潇洒。有词话说，一位苏门幕士认为柳永词适合十七、八女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词适合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殊不知“小乔初嫁”，非十七、八女儿而何？在豪放词中加入这样一点婉约的因子，确实能够达成一种绝妙的平衡。在毛词中，除“红装素裹”、“江山多娇”而外，“略输”、“稍逊”、“只识”这样委婉的措语，也有折衷作用。虽然毛泽东从苏词借用了“风流人物”一语，虽然他的“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对应着苏词的“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他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又对应着苏词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但必须指出，这一切并非刻意而为，而是有意无意中得之，是读书受用的结果，决无模仿雷同之感，倒是后来居上。可以说，这首词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后，为豪放词树立了另一座丰碑。

前人对唐诗《春江花月夜》有一句点评——“以孤篇压全唐”，措语可能夸张一些，然不夸张不足以为名言。《沁园春·雪》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即使是毛泽东别的诗词都失传了，只要有这一首在，毛泽东诗词还是毛泽东诗词。或以为这样的词好写，或以为这首词不如《沁园春·长沙》。其实不然。这首词的和词有那么多，赞的有、骂的也有，就是没有一首可与之颉颃的，即使是柳亚子和词，和原作相比，也是高下立见。比一比吧，柳词全文：“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浊流，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妖。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入地，把握今朝。”这也是当行本色之作，但与毛词相比，不足为堂上语。它的上片让人记不住，撇开这个不说，说句笑话，人家一笔钩掉五个皇帝，你一笔才钩掉三个词人，可以同日而语吗？就是辛弃疾的“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谁识相如，平生自许，慷慨须乘驷马归”（《沁园春·答杨世长》），也不过尔尔。其实，如果换一个人，再多钩几个皇帝也不济事，人们只能认为你是疯子。“君与我，要上天入地，把握今朝”，就很危险。恰如《大风歌》只能出自于刘邦，大气磅礴的《沁园春·雪》也只能出自毛泽东之手。《新民报晚刊》的主编吴祖光看到这首词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只有这一个人才能写出这一首词。”就是这个道理。坊间有一些嘁嘁嚓嚓，都是错的。

赏析一件伟大作品，有时需要节外生枝。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唐人林宽的诗句：“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诗题为《歌风台》，是对刘邦《大风歌》的感慨。毛泽东似乎更赏曹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浪淘沙·北戴河》）说句笑话，他“一笔钩掉五个皇帝”，却放了曹操一马。曹操生前并未称帝，以谥号“魏武”呼之，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称谓相埒。根据口述历史，毛泽东在1954曾对身边人大发议论说：曹操是一个英雄，曹操诗是男儿诗、大手笔！（这句话引出了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长篇大论。）可见在毛泽东心中，曹操是具有文采、引领风骚的英雄人物。明人评曹操诗云：“此老诗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谭元春）。“霸气”、“菩萨气”、“热肠”这些关键词，也可移评毛泽东诗词。真是千古同调！鲁迅对曹操也抱好感。说到这里，不免要提到近年的一个传闻，据说1957年有一位罗先生当面问毛泽东一个很悬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据说毛给出的回答十分严峻，就不引了。这个传闻，也使人想起鲁迅对曹操的评说——为什么他的行动和议论会有一些矛盾呢？鲁迅说：“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的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话虽如此，鲁迅还是说：曹操毕竟是一个英雄！

《沁园春·雪》还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它是最早发表的一首毛泽东诗词，而且发表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它发表时所引起的冲击波，是古今任何一首诗词都不能比拟的。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对这首词的解读就不算完整。

1945年8月的时局变化之快，出乎一切人的意料：日本宣布投降（8月10日）。蒋介石不准中共军队受降。毛泽东宣布“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全面内战一触即发。举国人心渴望和平。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下出于本国的利益，力促国共和谈。蒋介石作出姿态，接二连三电邀毛泽东。毛泽东在作好两手准备的前提下于8月28日飞赴重庆谈判。中共军队陈兵东北。上党战役打响，阎锡山13个师全军覆灭。“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达成。……毛泽东在重庆除了谈判，一直忙于会客——蒋介石就做不到这一点。早在毛到重庆的第三天（8月30日），柳亚子就赴曾家岩拜会，而呈七律一首，并按中国文人的积习向毛索句。10月7日，协定即将签定，毛泽东才忙里偷闲，予以回应。他并没有照文人规矩步韵奉和，只是将这一首写成近十年的《沁园春·雪》，抄写给柳亚子。毛泽东为柳亚子抄这首词，先后抄过两次，后一次是题在柳的纪念册上。这个做法也不同寻常。因为毛泽东写作诗词，从来是不打算发表的。多年以后，他给《诗刊》编辑部臧克家等人写信和为《人民文学》发表词六首写作引言，还一再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可在当时，毛泽东明知道柳亚子筹备着一个书画联展，展品中将有尹瘦石为毛本人所画的一幅肖像，却偏偏在这样的时候，把《沁园春·雪》一而再地抄给柳亚子，真是意味深长。而毛泽东前脚才踏回延安，柳亚子的和词赓即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虽然不见毛的原作，却吊起读者的胃口。紧接着，毛词就被一家民营报纸——吴祖光主编的《新民报晚刊》抢先披露。此举犹如在山城上空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立刻引起了巨烈的震动，冲击波迅速从重庆传遍全国。形形色色的人们，或为之折服，或对其反感，引得不少人技痒，大和而特和。据统计，仅1946年上半年重庆各大报刊所发表的唱和词，就有三十余首之多，形成一个高潮。反对派给这首词贴了一个标签——“有帝王思想”。有、还是没有呢？这要看话怎么说。如果说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红旗歌谣》）、“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那一类的意思，其谁曰不然耶！——“我们”和“我”，都是大我。如果说是某某人想当皇帝，那便是皮相之谈，白日说梦了。推崇这首词的人把写作时间搞错了，郢书燕说也有——如郭沫若就揣测词中的咏雪，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那样一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失。这是把词的写作时间，误以为是重庆谈判的当时了。

当时大多数唱和者（如柳亚子、郭沫若等），对这首词是倾倒的。有人指出，通过唱和这种中国文人式的对话，已经流露出当时文化人的价值取向或选择意向，他们在思想上站了队，不自觉地为日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改造，奠定了文化和心理的基础。这个意见是深刻的。《沁园春·雪》的发表，其意义确乎是不同寻常的。

这首词无疑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在今存毛泽东墨迹中，《沁园春·雪》的写本竟然达到十余种之多，这是任何一首别的毛泽东诗词所不能比拟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墙壁上，有国画大师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壁画，画面上白雪红日上下辉映、高原长城互相轩邈，“江山如此多娇”几个擘窠大字，为毛泽东亲笔所题写。这是《沁园春·雪》的诗意画，非壁画不能见其大。如今，这幅画和这首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符号，一个民族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