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啸天回母校渠县中学的演讲

读也 写在其中矣
——周啸天回母校渠县中学的演讲

同学们，今天对杨牧、贺享雍先生而言，是“走进渠中”。对我而言，乃是重返母校。我是渠中高67级2班的学生。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像杨牧先生那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但是别人的生活经历，你可以分享。怎样分享呢？那就是阅读。我今天讲的，给大家交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阅读”。
   我有一句话，是依照孔子的一个句式，造的一个句，就是“读也，写在其中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体验，就是人的写作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人的写作能力是从阅读中得来的。
刚才杨牧先生说生活是一本大书，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阅读生活。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相同。你不能拥有别人的生活。那么，通过阅读，你能间接的获得别人的生活经验。所以阅读是非常的重要。写作能力是从阅读中得来的。
还有一句话，就是：“读到什么份上，写到什么份上。”就是说你读书看到了多少奥妙之处，这一点能决定你写作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母校的语文老师希望我今天讲的内容，能够对同学们的高考有好处，特别是关于文学鉴赏的问题。文学鉴赏类题答得好不好，取决于答题者的鉴赏水平。所谓鉴赏水平，就包含在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里，就是说，读到了什么份上，决定了你的鉴赏水平。比如《红楼梦》，少年读到风花雪月，老年读到世事沧桑，毛泽东读到四大家族史，总之，每个人都可以各得所解。读到哪一个份上，读不读得到点子上，取决于你的鉴赏水平。
   高考语文鉴赏类题目，假定出题没有问题，考试的目的就是检验你的阅读，看你读没读到点子上。正常的考试目的，就应该是考这个。有的人读书、读诗，读不到点子上，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如清代有人，读苏东坡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鹅先知？”这样读诗，就有问题了，没有读到点子上。如果读了“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能发出会心之一笑，你就什么话都不说，也表明你读到点子上了。对于“为什么不是鹅先知”那样的怪问题，表明他没读到点子上，对于这种问题，你最好回答他，苏东坡看到的不是鹅，而是鸭子，问题就解决了，他就满意了。
   韦应物《滁州西涧》前两句说：“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有宋人说，诗人是讽刺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何以见得黄鹂就是譬喻小人呢，在我们的传统里，找不到任何东西支持这种说法。香草美人的传统则有之，但不适用于这首诗。其实，整首绝句表现的不过是滁州西涧环境的闲适和幽静，是写自然美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是渡口萧寂的一个陪衬。哪里有什么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呢。这叫牵强附会，刻意求深，不顾常识，是读诗之忌。
   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有宋人说，关心二乔，不关心社稷，是爱美人不爱江山，是“措大不识好恶”。这真是活天冤枉。殊不知诗人直接说美人命运，间接说的正是社稷安危，这叫举重若轻，这正是诗味所在。这是一首咏史诗，有点翻案的意味。诗人说周郎赢得赤壁之战，非惟人谋，抑仗天时。言下有不服之意。作者雅好军事，借题发挥，通过咏史以抒怀，表现了他的自负。读者要体会他那点自负。
   杜牧《江南春》第一句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明代有人说，那个“千”字是多写了一撇，实际上是“十里莺啼绿映红”。为什么呢？“千里莺啼”，哪一个听得到？哪一个看得到？但是你也可以反问他，“十里”你能够听得到吗、看得到吗？其实上，读书、读诗，不能够钻牛角尖，读诗要有读诗的立场，要具备读诗的常识，对诗的本质要有所了解理解。要知道兴会是怎么回事，意象是怎么回事，联想是怎么回事，等等。
   我这次来渠县的路上，一位朋友在车上批评一首儿歌，“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他说最后这一句写的情景，为不可能，怎么可能坐在船里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须知诗歌写的，不一定合理，诗中情景一定是掺和了诗人的想象的，诗人笔下的情景，不必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场景。也就是一种“愿景”吧。读诗最重要的是体会诗人的那个兴会和心境。
   在路上，我还听到一个话，是人们经常说的，就是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或者说是现在写小说的人比读小说的人还多。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那些写诗的人、写小说的人，一定是诗的读者、小说的读者。加上不写诗的读者，不写小说的读者，数量一定比写诗的、写小说的人多。不读诗、不读小说的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提起笔来写诗、写小说的。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一切好作品，都在告诉你怎样写。所以《小说做法》那样的书，我是从来不看的。”要看就看好的作品。
   前些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谈好书》的文章，他说，世上的好书很少，乃至有人自称把天下的好书都读尽了。梁先生还说，柏拉图、孔子、耶稣这些人，一点一滴都是人类智慧的财富，但是你要问他是读谁的书最后变得这样聪明的，再善考据的人也回答不上来。老子写了五千言，即《道德经》，是经典。孔子没有写，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即《论语》，也是经典。梁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不需要读前人的作品，他是生而能之地写出伟大作品，这个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是说他只是在传播（“述”），而不是在创作（“作”）。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有人说他上面承三千年，下启三千年，他“述”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只是前三千年学问的积累，后世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说他是“集大成”者。他读过什么书，我们虽然不全知道书名（《诗》即《诗经》，这我们是知道的），但他必然是读了的，而且是大量阅读的。
   同理，我们虽然不知道老子读过什么书。但是他做的是周代守藏室之官，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档案馆馆长，也就是说，他有读书之便，必然是阅读过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的。同理，司马迁能写《史记》，首先得益于其家世。为什么《史记》由司马迁写出，不由别的人写出？首先是因为司马迁生在史官之家。中国古代有个传统，史官是世袭的。司马迁能写出《史记》，实际跟他是史官之后，跟他父亲对他的培养、熏陶，和大量的阅读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写作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阅读的结果。
   从事写作的人有一个误区，一路上我还听说，某某人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抓狂，自卑感就很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写不出来，应该怎么办呢？那就读呀，“述而不作”呀。“读也，写在其中矣”，有一层意思就是：阅读，“述而不作”，能够获得与写作同样的快乐。
   事实上，一个作家他写出作品，这个作品一脱稿，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本人已没有太多关系。它很快就社会化了。钱钟书先生说，如果你吃了鸡蛋（作品）感觉很好，你毫无必要去去管那个母鸡（作家）是什么样子。写作好作品，实际上是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大家可以分享，可以拿来就是。阅读，能够得到与写作同等的审美快感。解读，即“述而不作”，其实也就参与了创作。“述”，解读、阐释，其实是一种再创作。孔子以“仁”释“礼”，与古为新，其实是“述”中有“作”了。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谈读书的乐趣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爱读书、会读书的人的写照。英国作家毛姆说过一句话，“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去阅读诗、小说，或其他可以归入纯文学的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陶渊明就是如此。由于在阅读中受用，别看他的诗写得平平淡淡，其措语多有来历、有深意，或来自《论语》、或者来自《诗经》、或来自于其它典籍，而且来得很自然。所以前人说他的诗淡永、隽永，也就是淡而有味。这也就是说，陶渊明的阅读经验，最后都变成了写作能力。
   孔子教学生说：“小子何莫学乎诗。”教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们却没有看到孔子一首诗。他只是“述而不作”，却已从《诗经》的阅读中获益了，受用了。我们阅读古人书，读到好处，常觉“古人先得我心”，就是说，古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于是，我们“赋诗言志”，虽然“述而不作”，其实已等于是“作”了。所谓捷才者，每提笔，常左右逢源，拿来就是，觉古之诗人词客于笔下奔命不暇（贺铸语），往往妙语连珠。如郑板桥作道情，开场诗曰：“枫叶荻花并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向称妙绝，除第一句改自白居易《琵琶行》外，后三句分别为崔颢、王维、许浑之现成诗句。若非烂熟于胸，焉能一时湊泊。此在新诗期期以为不可，而在旧诗则为当行本色也。
   毛泽东写诗。邓小平不写诗。但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前，有一天在家里面高声朗诵《三国演义》里面的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三国演义》“三顾茅庐”那一段有这样一首诗。当邓小平女儿说起这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诗就像是邓小平自己写的一样。没有哪一个人比邓小平更当得起这首诗，也没有哪一首诗更能够反映邓小平复出的时候那种心情。“大梦谁先觉”，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向何处去？“平生我自知”，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时候、在那条被称作“邓小平小道”的小路上来回走的时候，就已经把中国以后的路怎样走想清楚了。“草堂春睡足”，我被置闲的时间够长了。“窗外日迟迟”，天色还不算晚，还可以大干一场。我觉得，连诸葛亮都当不起这一首诗，但是邓小平当得起。他必是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对这首诗发生了兴趣，或者产生了共鸣。在他自己心情与这首诗的诗意触着的时候，这首诗就脱口而出了。这也是“述而不作”，拿来就是，其实已相当于“作”了。换言之，你就说这首诗是邓小平的诗，那也是完全可以的。
   顺便说，邓小平并不以诗词文章名世，他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但我认为他非常懂得“为文之道”。他是属于古代那种“吐词为经，举足为法”的人，往往一句话、两句话，就把要害抓住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光要阅读一般文学作品，象《邓小平文选》这样的书，都应该读一读。《邓小平文选》往往都是他的谈话记录，比如在接见外国朋友的时候，或者在一个会议上的发言。那些话都是深思熟虑之后出来的。总之我对他是非常佩服，包括他对文章的看法。他在重庆接见新闻记者的时候，说了两句话，他说：“文章嘛，首先是意思好，文字是可以打磨的。”比如杨牧先生刚才朗诵的诗，首先是立意好，至于文字，靠的是打磨。
   以下谈一点我个人的经历。与诗词鉴赏有关的事。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批研究生。那是一次机遇。我读研究生，师从词学家宛敏灏、唐诗学家刘学锴、余恕诚，专攻唐宋诗词。我毕业时，正好遇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唐诗鉴赏辞典》。那本书是受到日本人的启发，日本人先编过一本《唐诗鉴赏辞典》，但部头不大。上海辞书出版社要编的部头大得多。那部书的撰稿人，汇集了当时国内唐诗学界的非常著名的学者100多人，很多都是名教授，如程千帆、肖涤非、周振甫等等。当时，这本书的辞条撰稿人是约完了的。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三年中，安徽的一个名胜都没有去过。而且暑假是不回家的，只在寒假回一次家。那三年就读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的札记。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啥子特长，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数学系。因为我喜欢古典诗词，背得很多。考试的时候，能举例说明问题。考进去后，刘学锴老师告诉我，我有一个长处是“有很强的审美直觉能力”。就是一两句话就能把一首诗词的好处说出来。他还说，这种能力，是许多专家学者不具备的。
   我最初参与《唐诗鉴赏辞典》的写作，是从第一导师宛敏灏先生手里拿的一个辞条，是崔国辅《怨词》。是首五绝，只有二十个字：“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说的是一位宫女翻检衣箱，发现一件旧的罗衣，牵惹起对往事的回忆。这首诗有双重的寓意，一重是以秋日罗衣见捐，喻宫女的失宠。另一重是以宫女之失宠，喻政治失意，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说“刺先朝旧臣之见弃”。中国文人诗有这个传统。“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诗刺帝王的寡恩，翻过了两层。所以含蓄，耐人寻味。
   这个稿子写完之后，编辑感到很满意，来信说再写几篇。之后又来信说，再写几篇。于是就写了很多。后来有些已经分配出去的名篇，也收回来给我写了。如李白《将进酒》，本来别人写过了，但辞书社领导审稿时觉得，读诗很有兴味，读了鉴赏反而没有兴味了。后来也交给我写了。后来，我写的这篇赏析文章与另一篇赏析文章一起，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高中语文教辅里了。
   就这样，我后来成了《唐诗鉴赏辞典》一书中写稿写得最多的作者。编辑认为我写的稿子，第一能说到点子上，第二不是千篇一律。因为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特点，你要抓住这些特点说透，不必用现成的理论框框去套它，就不会千篇一律。从此，我写了许多古典诗词鉴赏文章和专著，在别人看来，已经是一个鉴赏专业户了。
   我在大量写赏析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诗词创作。换言之，我也是“述而不作”。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旧体诗词在当下会有什么生命力，那时候我还同意鲁迅说的话——“我以为一切的好诗，在唐代都已经写完。”他当然是说旧体诗词。当时我既没有看到超越唐诗宋词的作品，也没有认真的去从事诗词写作。
   其实鲁迅那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若非能翻出如来手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措手。”这句话是很富于启发性的，为当代诗词创作留了后路的。今人于旧体诗词，不写不说。要写，就不要重复唐宋，而须写前人笔下所无。上世纪末，我读到一本很薄的诗集，即聂绀弩《散宜生诗》，这个薄本本在传统诗词领域开出了新的生面，翻出了唐宋人的手心。读之大喜，原来诗可以这样写。
   正好我得到两次旅游机会，一次游安徽，一次游南洋，有了饶有兴味的题材，于是宣之于笔墨，“作”了起来。写出了《洗脚歌》《人妖歌》。写出以后，又遇到一个机会。王蒙出席我母校安徽师大的李商隐研究年会，偶尔读到《洗脚歌》《人妖歌》，竟高兴得跳起来（他的原话是“大为雀跃”），说这个写得真好。有了这样的反馈后，我一发而不可收，放手大“作”而特“作”了。又遇到一个机会，不经意间，获得了《诗刊》首届诗词奖。
   我讲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最前头说的那句话——“读也，写在其中矣。”我曾经花时间大量阅读、鉴赏（“述”）过的东西，最后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写作储备、写作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杜甫的两句诗，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句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