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委：论南宋遗民词人的创作

　　作者：梁纪委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南宋遗民词人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群体出现的。为什么说特殊呢?是因为他们经历了故国的灭亡和异族漫长而残酷的统治。本文的创作，我是将其分为创作题材、思想情感、艺术特色及原因影响这四个板块进行分析研究。首先，从我们对其生活的历史背景分析中，我们了解了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下，他们作为“南人”那种备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伤感，知晓了他们在经历过国破家亡的巨变后，他们回顾过去、感慨良多的心灵历程。其次，为了明确遗民形象的复杂性，我们多角度地研究了在生存环境的改变之后，他们创作心理、创作观念及价值理想的前后变化。最后，在这种有着兴亡之感、沧桑之叹的沉重心情下，他们依旧进行创作活动且创作出了具有较高词史地位的遗民词作。通过对他们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遗民词作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其抒发的情怀有对国破家亡之痛的感叹，有对社会的不满选择归隐林泉的渴望，有对友人奉蒙元征召为官的复杂情怀。

　　一、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的题材分析

　　南宋被灭之后，国破家亡的巨变带给一批词人难以忘怀的心理伤痛，他们往往选择不仕新朝，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南宋遗民词人”。他们不仅是唐宋词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而且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蒙元对这些亡国之民实行了把国人分为四等“蒙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残酷民族歧视政策。其中，被称作“南人”的便是那些原属南宋的汉人和南宋的孤臣遗民们。“当时遗民孽子，身受种族宗社之痛，辞愈隐而志愈哀” [1]。在这种地位极其低下且备受歧视和压迫下，文人们依旧坚持创作。可以说，创作不仅是南宋遗民词人对这一段特殊历史的一种记录，更是对这一段血泪心灵历程的一种回顾。其中，取得很大成绩的遗民词人有蒋捷、刘成翁、汪元量、周密、张炎、王沂孙、何梦桂、刘克庄、舒岳祥等。我们在对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的研究中，发现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具体可以分为四类：咏物词、时令词、送别词、隐逸词。下面我们将对这四类题材一一分析。

　　(一) 咏物词

　　咏物词，往往是通过对某种物品的描写和吟咏来抒发作者个人情怀为主要内容的词作。南宋遗民词人由于生活在南宋灭亡、异族统治的历史背景下，导致他们创作的咏物词不仅仅是对景物的简单描画，而是刻意选择一些可以代表那个时期文人悲凉心绪的意象来抒发他们的感情。可以说，他们大都喜欢咏蝉、孤雁、燕子，特别是在张炎的笔下的“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2]356页，这是一只“病翼”、“枯形”的蝉，一只哀吟的寒蝉。[3追慕旧朝，抒发亡国之思，排遣胸中郁积。蒋捷在《尾犯·寒夜》“人共语、温温芋火，雁孤飞、萧萧桧雪”，孤飞难成群，形单影只，茫然处世，感乎而悲。

　　周密在对“燕子”的歌咏中，表达出他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如“燕泥沾粉，鱼浪吹香，芳堤十里晴”。但也在对燕子的歌咏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无奈与惆怅之情，如“燕翎谁寄愁笺，天涯望极王孙草。”另外，他们一样也喜欢咏梅花：周密在咏梅中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觅梅花信息，拥吟袖，暮鞭寒。”王沂孙也写到“思飘飘。拥仙姝独步，明月照苍翘。花候犹迟，庭阴不扫，门掩山意萧条”[2]231，南宋遗民词人的咏物词意境深远、词品高洁，排遣心中郁愤之情可见一斑。

　　(二) 隐逸词

　　隐逸是指名士隐居山林不入朝当官或不愿意跟“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而隐居避世。通过仔细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南宋遗民的隐逸词与生活在他们之前词人创作的隐逸词是不同的。生活在他们之前的词人所写的隐逸词及所抒发的隐逸情怀，要么是个人意趣的体现，要么是个人的遭遇和思想情趣的反映，这种隐逸思想始终没有成为词坛创作的主导题材。但南宋遗民的隐逸词却与之不同，南宋遗民隐逸的主题是非常普遍和突出的，并最终成为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的主题之一。大多南宋遗民词人都有创作隐逸词，其中王沂孙的《醉蓬莱》便是一首很著名的隐逸词。在词作中，“故国如尘，故人如梦，登高还懒。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说出了他看破兴旺盛衰选择隐逸的原因。“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爽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是他对隐逸之后生活的一种描述和交代，也是他高洁本性的一种表露。

　　张炎是贵族后裔、世家之后，前半生过着锦衣玉食优裕的生活，但在宋亡以后，由于家道中落晚年则过着四处漂泊、落魄不堪的生活。“从教护香径小，似东山、还似东篱。待去隐，怕如今、不是晋时”是他对故国被灭之痛的反映，读起来感到无比的苍凉和抑郁。“待寻壑经丘，溯云孤啸。学取渊明，抱琴归去好”说明了他选择隐逸山泉的原因，也体现了他洒脱乐观的本性。

　　相比在同流合污和尔虞我诈的官场里，这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更使得南宋遗民词人在创作时较多的歌咏自然山水及闲适的生活。“游玩在大自然的山林云水间、湖光山色中，并在一起游玩的词友们的相互激励共勉下，写下了不少隐逸的佳作”[4]。如周密在《曲游春·禁苑东风外》中描述的那样“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瞑笼寒，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幂。”

　　(三) 送别怀友词

　　重团聚、怨别离，从古到今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送别词，是人们在分离时内心情感的一种碰撞，是对迸发出离情别绪的表达和寄托。由于南宋遗民词人生活在那种特殊的时代里，使得他们对于送别友人也有着更加复杂的情感。南宋遗民词人作为特殊历史变迁的记录者，他们对历史是极其敏感的，对于友人的送别便多了几分复杂与惆怅的情感在里面。

　　在张炎《还享乐·送陈行之归吴》中“弹到琵琶留不住，最愁人是黄昏近。江风紧。一行柳阴吹暝”，汪元量《惜分飞·歌楼别客》“燕子留君君欲去。征马频嘶不住。握手空相觑。泪珠成缕。眉峰聚”，以及蒋捷《洞仙歌·对雨思友》“世间何处，最难忘杯酒。惟是停云想亲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们对历史的敏感，更看到他们对前途命运的担忧。他们不再像以往的送别词人那样只刻画离愁别绪，描写对友人的恋恋不舍和美好祝愿，而是增添了对友人前途命运的担忧。尤其在周密的《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中，“宝带金章，尊前茸帽风敧。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纵英游，叠鼓清笳，骏马名姬。”[2]345页我们可以感受到对友人“宝带金章”“骏马名姬”的美好祝愿，也有着对友人前途命运好坏难控的担忧，也有着怕他忘记作者和故国灭亡的惨痛经历的担忧，正是那种无比复杂的情感，构成了南宋送别词的一个特色。

　　(四) 时令词

　　时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往往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必要的讨论话题，当然也是历代文人所关心和吟咏的主要意象。在南宋遗民词人眼中，时令词是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是表达情感的良好载体之一。著名的南宋遗民时令词人有张炎、蒋捷、王沂孙、刘辰翁等，其中张炎、蒋捷擅于咏萧瑟凄清的秋，张炎在《清平乐·候蛩凄断》中“望尽芦花无雁。暗教愁损兰成，可怜夜夜关情。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蒋捷《声声慢·秋声》“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

　　王沂孙、刘辰翁擅于咏春，往往给人以清新舒畅的感受。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

　　何梦桂《满江红·春色三分》“春色三分，怎禁得、几番风力。又早见、亭台绿水，柳摇金色。”故国的山山水水极具感情，黄花深巷多几许?疏密相间，感情底蕴浓厚，读起来让人感叹飘逸洒脱，荡气回肠。

　　二、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的思想分析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今人孙克宽教授在《元初南宋遗民初述》中把遗民的标准定为“宋亡后隐居不仕不与新朝合作者”，并注明“乡学或书院教授不在此限” [5]。从他所定这些标准中，可以看出南宋遗民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那种民族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被践踏的。即使他们选择隐逸山林、回归田园，或曾赴朝廷征召被迫一度给蒙元统治者做官，但他们都没有忘记南宋王朝，都没有心甘情愿的屈服于新朝并与之同流合污。但由于这些独特而难忘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的创作内容丰富，或写亡国之痛感叹国破家亡之哀，或控诉新朝的残酷统治抒发对故国的思念之情，或渴望遁迹田园、归隐林泉。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南宋遗民词人那种深邃、独特的的思想情感。

　　(一) 写亡国之痛，叹国破家亡之哀

　　南宋遗民词人生活在南宋灭亡、蒙元兴起这一历史时期，在元蒙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下，他们是属于最下等的“南人”。由于这种备受歧视和压迫的社会地位，便使得汉族文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自豪感所剩无几。由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回顾过去，回顾南宋王朝的那种开明的政治制度以及文人荣耀而高贵的地位。这种普遍沉迷于故国旧梦中且无法自拔的感情以及对蒙元王朝的不满与痛恨，便在他们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千百次的回顾，却是无法实现的美梦，他们怎能不感慨唏嘘呢。当然，在现实的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心理是无比悲伤而沉重的。

　　宋亡后拒不仕元的周密，在经历了故国故家被毁，寄食他乡的颠沛流离之苦后，他在《水龙吟·舞红轻带愁飞》中发出了“烟水流红，暮山凝紫，是春归处。怅江南望远，苹花自采，寄将愁与”如此苍凉的感叹。也在《探芳讯·西泠春感》中发出“叹刘郎重到”和“花与人俱瘦”这么沉痛与哀伤的感叹。

　　再如，张炎作为一个婉约派的词人，他在南宋灭亡之后的一次重游西湖时创作了这首《高阳台·西湖春感》。我们可以从“苔深韦曲，草暗斜川”和“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这种荒芜冷落中，品悟出作者对故国的那种独特的思念之情。从“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作者掩饰不住的亡国之痛。可以说，此词既是作者对异族统治不满淋漓尽致的体现，也是作者对国破家亡既无奈又痛心的感叹。

　　(二) 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渴望归隐林泉

　　南宋遗民词人的少年时代是欢乐、浪漫、幸福的，他们是生活在南宋王朝相对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下的一代，但在青壮年时期却遭受了国破家亡的祸乱，尤其在晚年过着一种漂泊流离、凄凉的生活。在宋亡前，刘辰翁、汪元量、周密、蒋捷、何梦桂等都身为宋臣，大都是积极入仕怀有远大理想抱负的。南宋被蒙元灭国后，作为有民族自尊和爱国之心的宋臣，他们怎么可能真心实意的效力于蒙元统治者呢?但是对于残忍霸道不讲理的蒙元朝廷，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小了。这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遁迹山林、不仕新朝，这种与蒙元王朝“不合作”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不满与反抗。蒙元王朝那种残酷的统治也使他们害怕，也使他们恐惧，也正是由于这些痛恨和恐惧复杂的心理，使得他们更加渴望遁迹隐逸、归隐林泉。

　　何梦桂在《八声甘州·对千峰未晓》中写到“百年心事，长逐水东流。愿君如游龙万里，我如云、终泊此林丘”，这是作者明确提出自己渴望隐居林泉的愿望，更是众多词人的心声的表达，去过一种周密所说“地偏仲蔚蓬蒿径，尘远渊明松菊关。事有难言惟袖手，人无可语且看山”[6]的悠闲旷放、自由无拘束的生活。

　　蒋捷也在蒙元王朝建立之后，拒绝了元朝要他做官的要求，而是隐居并终老于竹山，“遍阑干外，万顷鱼天，未了予愁绝。鸡边长剑舞，念不到、此样豪杰。瘦骨棱棱，但凄其衾铁”是他对隐居生活的描述，是他心怀故国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惆怅哀叹的表露。后来的“浩然心在，我逢著、梅花便说”，更是他不忘亡国之痛的直接陈述。

　　三、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的艺术特色分析

　　经过对两宋词人群体的对比，我们发现南宋遗民词人群体是属于十分独特的创作群体，他们对过去的怀念之情可以说是最为强烈。李汉珍用“生际承平，晚遭离乱。牢愁山谷，无补于世”[7]说出了他们带有普遍性的人生经历。于是，他们用“丁百六之阨，放废江海、流浪丝竹，亦曰以写我忧而已”[8]说出了生活在故国灭亡异族残酷统治的那一段可悲可叹的生存经历。那是一段流血与死亡的历史，更是一段凄楚悲痛的历史，他们在那段混乱压抑、痛苦不安的岁月。他们选择用创作来叙述着时代与个人的双重苦难，描画着故国、故土沦入异族统治后的凄惨景象，表露着他们坚持自我不与统治阶层合作的高尚气节以及魄力。然而，在创作中他们往往不只是老调重弹，而是有着特定时代内容所赋予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有对“伤春”与“悲秋”的深化运用，也形成了以“上元节”为中心的节日意象，但这是束缚和隐忍的无奈表现。

　　(一) “伤春”与“悲秋”的深化运用

　　“春”、“秋”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常用的两个时令性意象，而南宋遗民词人却把“伤春”和“悲秋”当作两个基本意象来创作，并且对这两个意象有着更为深化的运用。首先，南宋遗民词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词人群体，“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身世之感”是他们情感的最集中体现，[8]最触动他们这种情感的意象往往便会成为情感的寄托物;其次，独特的遗民身份和异族的残酷统治让他们广泛的接受并使用这种意象群;最后，遗民词人对“悲秋”的内容上增加了新的情感，他们将“秋”分为自然下的秋天、人生的秋天、心理感受上的秋天和历史进程中的秋天。可以说，南宋王朝以这份极为沉痛的悲惨历史使词人对词进行更深层次上的一种发展。

　　其中，南宋遗民词人蒋捷的《竹山词》对“悲秋”有更深化的运用，“翻开一部《竹山词》，我们不难发现其基调，其色彩都是属秋的。”[9]如他的作品《声声慢·秋声》中对秋的描写“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再如《贺新郎·秋晓》“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愁痕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鬓，与秋俱老”。在这首词中，除去词名中的“秋”字之外，词中还有三个“秋”字，全词展现在人面前的是一幅秋天万物萧瑟寂寥的景象。其中，“与秋俱老”这句话更是将作者与这个寂寥萧瑟的季节相联系，表现出作者内心的哀伤与忧愁，这也是对“悲秋”这一意象的更加生动的运用。

　　此外，南宋遗民词人也往往用“雁”、“窗”、“梦”等意象来写秋，表达自己内心的悲痛与无奈。如王沂孙的《扫花游·秋声》中“雁”的意象，“想边鸿孤唳，砌蛩私语。数点相和，更著芭蕉细雨。避无处。这闲愁，夜深尤苦。”从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词人在对故乡所闻秋声的想象中：孤雁唳鸣，寒蛩哀吟，雨打芭蕉，显露出凄冷孤寂之感，比之异乡所闻秋声，更令人感到愁苦与心碎。“这闲愁，夜深尤苦”，愁却说“闲”，这是以轻淡之笔写郁结愁苦。这种种的愁思汇聚一处，在这夜深人静、无可诉说的环境之中，更显得“尤苦”。 [10]

　　(二) 形成了以“上元节”为中心的节日意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传统节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在南宋时期也是作为一种民族风俗的重要体现。在南宋，“上元节”作为最热闹、最受关注的佳节，在人们心中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南宋王朝的灭亡、蒙元王朝的兴起，传统的节日便不再被蒙元王朝所重视，也就没有了往日热闹非凡的场景。由此，诸多传统节日就被南宋遗民词人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表达他们内心情感的一种意象。其中，便以汉民族最为热闹的元宵节的创作占据了较大比重，而蒋捷写的元宵词占得比重较大。我们在他的《花心动·南塘元夕》中的“虹晕贯帘，星毯攒巷，遍地宝光交照”和《女冠子·元夕》中“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 [2]359页，可以看出当年元宵节的盛况与热闹景象。但是一句“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好像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失落与凄凉的氛围，让我们真切感觉到作者的那种盛衰之感。在那年的元宵佳节，汪元量重游钱塘江，且写下了著名的《传言玉女·钱塘元夕》。虽然描写的是往日元宵节“万点灯光，羞照舞钿歌箔”的盛况，但从“玉梅消瘦，恨东皇命薄。昭君泪流，手捻琵琶弦索”中，我们可以看出而今作者那种沧海桑田的萧瑟与凄凉心境。

　　此外，南宋遗民词人也常用“中秋”、“重阳”、“端午”等节日为意象，来表达自己对故国、故乡、故人的思念之情。其中，王沂孙和蒋捷都有对中秋这个意象的描写，在王沂孙《锦堂春·中秋》“蟾润妆梅夜发，桂熏仙骨香清。看姮娥此际，多情又似无情”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彩绚烂的天宫图景，好像让我们走进了天宫见到了美丽而多情的嫦娥。而蒋捷写中秋更多的是抒情，在他的《步蟾宫·中秋》中写到“天公元不负中秋，我自把、中秋误了。”另外，也有写重阳节的汪元量，在《望江南·幽州九日》中写到“肠断裂，搔首一长嗟。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和泪捻琵琶。”

　　(三) 束缚和隐忍的无奈表现

　　从南宋遗民的一些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遗民词人的创作并不自由。历史上的宋南渡词人也有过这种痛苦凄惨的遭遇，我们将有过这种类似遭遇的宋南渡词人和宋遗民词人进行比较。在二者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宋南渡词人对于痛苦的抒写是直接的，是不带掩饰的。而南宋遗民词人却与之不同是隐晦的，这当然与蒙元统治者的残暴和作为“南人”这种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蒙元残酷的统治和严重的民族歧视下，一方面南宋遗民词人在创作中存在恐惧心理，使得创作存在束缚，从而使感情无法直接的表现在作品中。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感到恐惧，但南宋遗民词人却从未屈服过，而是把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隐忍于心中。其中，在张炎的《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中，“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写出作者重回江南，以往的屈辱与凄惨仍旧历历在目，作者却只能老泪纵横、无欢可言的无措与隐忍。“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作者用登楼远望来排解亡国痛伤，内心深处零落如秋叶般飘零，更甚者，作者排散惆怅寂寞的内心积郁欲罢不能，心痛几时休?

　　四、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特点的形成原因

　　蒙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朝代，是以一个游牧民族吞掉南宋王朝占据华夏大地的王朝，是一个用残酷野蛮的方式来征服南宋臣民的王朝。南宋遗民群体作为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特殊是随着南宋灭亡、异族统治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形成的。作为有学问的人，他们很难与“多不知执笔画押”的蒙元统治者为伍，他们更愿意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作为汉人，他们对蒙元朝廷是满怀痛恨和愤怒之情。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得南宋遗民群体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也为之改变。在他们对历史和人生价值的追问和反思中，则形成了这些带有沧桑之感和兴亡之慨的遗民创作。

　　(一) 生存方式的改变

　　南宋遗民词人生存环境的悲苦也注定着生存方式的艰难，北宋被金所灭，北宋南渡词人也有好多，然而南宋遗民词人的生存环境是比不上南渡词人的。根据查看的资料，我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由于亡国之后，南宋遗民词人无家可归，无国可依，似风中的柳絮，水上的浮萍，到处漂泊;二是由于元朝的高压残酷统治，他们虽然歧视汉人，将其汉人中的文人称为“南人”，但也会因政治需要征一些有才华的汉人为官，但需屈服于威逼利诱的元蒙并与其同流合污。南宋遗民词人当然不愿意侍奉新朝并与之同流合污，所以大都想隐居避世于山林泉水之中。由于蒙元是一个以游牧民族吞掉南宋王朝占据中原的而建立的王朝，他们往往重视游牧业的发展，却忽视了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的传统的经济农业、商业的发展，汉民族精英阶层在根本上是歧视和抵触蒙元的。

　　传统农业、商业的严重破坏，以及元蒙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往往会使得有些词人会因生计问题，不得不四处奔波。正如，钟嵘在《诗品注》中说：“作为南人，南宋遗民词人所感受到的物质贫乏和精神苦闷当更甚于以往时代的词人们，他们有着更为痛苦复杂、微妙细腻的文化心理。”11]“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2]如蒋捷的《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2]246页

　　这是蒋捷的词，也是他一生漂泊四海的自我画像。这首词用“昏罗帐”、“客舟中”、“僧庐下”三个独特的听雨地点，叙述了他一生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而今”的种种遭遇。其中，着重点是而今这种悲苦与凄凉的现状。这种无奈与伤感的现状，正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导致的。所以，生存方式的改变成为使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特点形成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二) 创作环境的改变

　　南宋遗民词人身处在一个可悲的时代里，他们就像是一个个时代的“弃儿”。他们不仅身处在蒙元王朝残酷的政治压迫下，被称为“南人”，而且蒙元王朝废弃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使得读书人失去了实现传统文人踏入仕途有所作为的可能，并且他们也将南宋遗留下来的文化贬低，也使得学术文化陷到低谷之中。

　　词人刘辰翁用“铁马蒙毡，银华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勾勒出当时的城市风貌。我们在“铁马蒙毡”与“笛里番腔”中，不仅可以看出而南宋时期城市风貌的大体轮廓，早已没有了千年传统文化的立足之地。同时，人民也随着这种风气而变得‘欣欣从俗，往往弃南冠’ [13]。”可以看出，蒙元对这些“南人”的高压与排斥是何等残酷，“南人”对蒙元朝廷社会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受着的巨大的摧残，这一切都使得创作环境变得十分的恶劣，这也成为使南宋遗民词人创作特点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三) 创作心理上的改变

　　南宋遗民词人在经历过亡国之后，他们的心理有着难掩的沉痛与哀伤。从士流沦为隶役，从“王孙公子”坠为“文丐”、“丧其行资”、“牢落偃蹇” [14]作为有爱国之心且有所报复的南宋遗民们，他们本应该用自己的创作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去抒发他们的情感。但因蒙元王朝对于汉民族的残酷统治和各种反动高压政策，却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更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这使得有些遗民词人不敢在去创作，也有些人虽继续创作，但他们的创作往往是用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这些身处逆境的文人们，简直就像一群精神上的难兄难弟，他们的心理在这种残酷高压的政策下发生变化，他们更愿意去赞美隐逸生活，并形成了“隐逸情结”。在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中“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 [15]我们可以在词中看出词人不仕新朝的原因，及想归林泉的迫切要求。在蒋捷的《念奴娇·稼翁居士》“人道云出无心，才离山后，岂是无心者。自古达官酣富贵，往往遭人描画。只有青门，种瓜闲客，千载传佳话。稼翁一笑，吾今亦爱吾稼。”我们可以看出遗民心理的改变，他们是更愿意归隐田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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