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新春贴年画讲究多 木版年画传人展现工匠精神

　　在老一辈人的印象中，北京的木版年画和天津杨柳青那种手绘的“卫画”不同，卫画大多画的是胖娃娃抱鲤鱼之类的题材，而北京的木版年画多数与“神”有关，老百姓供奉的门神、灶王、财神等都是年画的主角。此外，各行各业、五行八作供奉的“神马”年画式样就更多了，他们是各行各业传说中的祖师，如木工供奉的鲁班、缫丝业敬祀的轩辕黄帝等。还有一种叫“戏出”的年画，也深受老北京市民喜爱，描绘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戏剧场面，流行的有“霸王别姬”、“凤仪亭”、“连环套”、“空城计”等等。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曾经那样喜庆鲜艳的年画现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褪色消失了，大门上的门神，灶上的灶王神，仓房里的财神，墙上挂的九九消寒图……成为老一辈人对昔日岁月静好的追忆。

　　对一些人而言，年画是他们过往日子里一段明媚的曾经;对另一些人而言，生命在这里得到了绽放。比如，张阔，北京最后的木版年画艺人。

　　1大杂院深处的“匠人工坊”

　　前门附近的杨梅竹斜街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胡同，这里聚集着很多现代的，传统的手工艺者，一间窄小破旧的阁楼，街角一座不起眼的小屋，如果不仔细看门上的牌子，没人会想到里面隐藏的是一个手工艺者的工作室。他们在这里默默纺麻织布、打造银器、设计皮具、制作铁艺，做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由于工作时间随心所欲，所以拜访这些手工艺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常会“寻隐者不遇”。寻找木版年画艺人张阔先生的工作室也是这样，虽然给了我具体地址，在胡同里来回溜达了好几遍，才终于在一座大杂院的深处找到他的“匠人工坊”。

　　两间平房改造的工作室显得有些杂乱，宽大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颜料、毛笔、刻刀，以及制作好的木版。每天的大多数时间，张阔都是坐在这张工作台边，琢磨年画这点事，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已经有10年。这事儿带不来财富，带不来名利，张阔却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年近六旬的张阔是位典型的老北京，面容和善，说话周到，一口京腔儿。听说别人常喊他一声“阔爷”，那是对北京爷们的尊称，“都是玩笑，其实哪里称得上爷呢!”他谦和地笑。

　　工作台上有张刚印制完成的木版年画，张阔有些得意地拿起来给我看，画上一只气宇轩昂的雄鸡，黑色的羽毛，鲜红的鸡冠，背景是翠绿的竹叶，颜色和谐，构图雅致。“这是我为鸡年创作的生肖年画，这叫‘大吉大利，竹报平安’!”每年春节前，张阔都会精心创作一张生肖年画。

　　说起年画，张阔一聊就收不住了，光是这一只鸡就有不少讲究。为创作这张年画，他查了很多资料，最后还是按照传统样式设计图案，鸡头冲西，意为报晓，一只脚爪抬起，是“金鸡独立”的经典姿势。“鸡谐音‘吉’，立谐音‘利’，这张画寓意着大吉大利。老百姓特别喜欢鸡，老话儿讲鸡有‘五德’，分别是文、武、勇、仁、信，因为它文有冠，武有距(雄鸡后爪)，好斗为勇，见食招呼同伴为仁，定时报晓为信，人们赋予鸡很多美德。”

　　年画其实不仅仅是一张画，画里有传统，有文化，因为它们凝聚着一代代人的梦想和希冀，这些才是让张阔真正痴迷不已的原因。

　　2捡起了失传几十年的玩意儿

　　纯正的木版年画，其实已经从北京人的生活中消失几十年了，只是大家并不觉得，小一辈儿更是连这玩意儿是什么都不知道。据清乾隆、光绪年间的文献记载，贴门神和喜庆年画是北京年俗的主要特点。早年间北京过年时，大街上临时搭建的画棚里售卖年画和纸马(原为祭祀物品，后代指木版年画)。杨柳青年画因为受到宫廷的垂青，后来挺进北京市场，曾经盛行一时，被称作“卫画”。

　　北京的木版年画自成一派，出名的手艺人最早有崇文门外的“顺和王家”、东四北边的“纸马汪家”，都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汪家居住的街道叫“汪纸马胡同”，后来改称汪芝麻胡同。

　　此外，北京还出现过一种称为“京百份”的年画。它装在一个纸袋子里，相当于一本画册，里面专门刻画了五行八作的祖师爷像，供从业者膜拜，约有百余张。单张的也有，如“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等，现在连影像资料都已经难寻了。

　　张阔告诉我，北京的木版年画不像其他地方的年画乡土气息那么重，“画面力求精细，更符合城市居民的审美特点，有的甚至用到金色，带有皇家气息。”这种独特气质是别的年画不具备的。

　　到了上世纪50年代，老北京人过年贴年画的习俗仍在，但是题材有了变化，增加了表现生产劳动、新人新事新风貌的内容，给人以欣欣向荣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那时候，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里，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可是，到了文革“破四旧”，贴年画的传统终于被“革”没了。

　　张阔记得自己小时候过年，只见过春联，没见过年画，他第一次听说木版年画这个玩意儿，是在十几岁和隔壁大爷学木工活的时候。从初中时候起他就对木匠活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天缠着隔壁大爷教他怎么刨木板、做桌子椅子。大爷年轻时是个木匠，也做过年画，闲聊时总提到以前帮着纸马店做年画木版的琐事。张阔听得津津有味，年画就这样在一个少年心里扎下了根儿，可真正发芽开花，却已经是20多年后的事情了。

　　那是2003年，人到中年的张阔早已经放下了曾经喜欢的木匠活儿，做了饭馆老板，每天忙于生计。一次出门旅游时偶然看到外地的年画，少年记忆忽然被触动，听到有人说，北京没有年画，他有点不平，站出来说：“北京怎么没有年画呀?”可是人家问，北京的年画在哪儿呢?他无言以对。

　　张阔觉得似乎自己有了个心事，他去找以前教自己木匠活的邻居师傅，师傅说：“人家说北京没有也对，因为已经几十年没有人做啦。”听见这话，张阔说当时忽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之感，又像是禅宗里的顿悟，那一刻，他想：“没人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3琢磨三年刻出第一块版

　　从下决心做，到真正做出第一块版，张阔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张阔本来觉得这事儿不难，他自己有木匠活儿的底子，会雕刻，还练过很多年的书法，可一上手才知道不容易，首先是年画的图像资料已经很难找到了。“那一阵子我没事儿就往首图、国图跑，翻书找资料，后来还真让我找着了，王树村先生是研究年画的专家，一生致力于保护年画，我从他的书里找到了仅存的北京传统的木版年画的图样。”

　　按照早年师傅做年画的经验，制作木版年画分成四个步骤：找图、印版、刻版、印制。设计好了年画图案这才是第一步，然后就是刨制木板准备印版。木材一般选择梨木，“梨木坚硬且纹理细腻，纤维比较短，不会掉木丝。最好是长年的老木头，木性稳定，就跟人一样，没脾气了，就不会变形。”张阔把木板用刨子刨平，再用砂纸打磨干净，把式样反粘在木块上，用墨线印版，然后就可以开始年画制作的最关键一步——刻版。

　　张阔第一次刻版，就挑了线条繁复、胡须茂盛、衣带飘逸的钟馗，这难度可想而知，他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技术，他想的是：“如果这么复杂的钟馗我都能刻得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呢?”前后刻了一个多月，终于完工了，他欣喜若狂，印的时候却傻眼了，刻的太浅，根本印不上。于是返工，再返工，刻到第三版，才终于成了，这时候，已经是2006年了。

　　琢磨了这几年，张阔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年画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饭馆交给别人去打理，宁肯少挣钱，他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恢复北京木版年画这件事上。“说到底还是喜欢。我一直对书法绘画、诗词文学这些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开饭馆的时候，整天应酬喝酒，觉得说出来的诗都带着鱼香肉丝味儿。”他无奈地笑笑，遇上年画，也算是生命中的缘分，让他下决心换一个活法。

　　年画如今作为商品已经少有人问津，做年画不但挣不到钱还花费不少，刻版要用梨木，纸张要用熟宣。“虽说没到倾家荡产那个地步，也把多年积蓄花的差不多了，可是从没后悔过，什么都挡不住一个喜欢。”张阔一心扑在年画上，10年就这么过去了。

　　4北京木版年画的唯一传人

　　在老北京传统的纸马年画店，制作一张年画通常要好几位艺人师傅合作完成，如今张阔做年画，却是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步骤，从选木料到制作木板，然后刻版，最后印制年画，都是自己动手，这在木版年画行当里还不多见。

　　“因为，北京会做这个的如今就我一个人了。”张阔说这话的时候有些落寞。北京木版年画已经列入区级非遗，张阔是唯一的传承人。他也曾考虑收徒的事情，但是并不容易。和很多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一样，年画的没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和它们相关联的那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人和自然的和谐沟通已经慢慢消失在这座都市中了。

　　张阔特别喜欢给客人或者来访者讲述有关年画的故事，比如，惊蛰时分，吃梨的同时要贴张钟馗，意在提醒人们春天万物生发注意身体。还有“九九消寒图”年画，也是以前老北京人过冬必备，九个格子，每个格子包含九天代表一个单元，就这样连数九个九天，到九九共八十一天，冬天就过去了。这消寒图不仅可以数日子，还能记录每天的天气，预卜来年丰歉。随着对老北京木版年画的研究，张阔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想让现在的年轻人能通过自己的木版年画对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也算是对传统的一种致敬。

　　张阔用了10年精心刻制了40多块木版，印出来的年画卖给了一些爱好者，数量不算多。一张多色套印的木版年画光是印制就要一天的时间，他卖40元一张，和那些机器胶印卖一两块钱一张的年画相比，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市场竞争力，对此，他很坦然：“大批量生产没关系，这也是一种需求，机器做出来的叫年画，不能叫木版年画，不过也挺好的。我不杞人忧天，只做好眼前事。”

　　张阔还悄悄向我透露，他正在做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儿，他要把王树村先生在书里记载的神像版画全部刻成画版，“有60多幅，算是留给后人作为传承木板年画的实物资料。”虽然这项任务工程量很大，但张阔表示“必须得做”。

　　5“一不小心”刻出个二维码

　　10年，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和应酬，每天在工作室里又画又刻，让张阔的年画技艺不断精进。再看他如今刻出的钟馗像，衣带飘飘，线条潇洒自如，如行云流水，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生涩。他以前的想法是挑战了最难的，别的就简单了，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由繁入简”才是一件更难的事。

　　“线条繁复的图案对刀工的技术考验高，但是线条越简单，图案越需要神韵，又难上了一个境界。几笔就把飘逸的感觉表现出来，是最难的。”张阔说，这必须得在刀法都熟练掌握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拿刀跟用笔一样，不用大脑想我这刀应该立着还是偏着，应该怎么拐，以刀代笔，难在境界上。”张阔的工作台上放着十多把各种形状的刻刀，各有各的用途，用哪一把，怎么用，他都了然于胸。

　　张阔的领悟，是对年画，其实也是对生活，把生活过的简单，心无旁骛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由繁入简”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享受。

　　张阔给自己的工作室起名叫做“匠人工坊”，表明了他对匠人精神的推崇和追求。“匠人，就把东西做到最好的水平，匠人精神是永远不满足自己今天所做的东西，有点接近艺术家，永远在创新，随着阅历和知识增长变化。”

　　张阔说，他所追求的匠人精神，是把手艺做成“耍”的感觉。“这就叫玩意儿上身，怎么干都有，一把刻刀，想刻什么刻什么，别人看着你不累，自己也觉得是享受。”结果，张阔耍着耍着，“一不留神”就刻出个新鲜玩意儿——二维码。

　　他在刻好的“金鸡报晓”木版上刷好红色颜料，用特制的刷子来回刷了几遍，一张单色年画就印制好了，他拿起两个方形章往上一盖，说：“请关注我的微信和公众号。”大伙都乐了，纷纷拿起手机扫年画上的二维码，“滴”的一声，顺利扫码。

　　“原本是耍着玩的，想看看能不能把二维码刻出来，这个还真不好刻，稍微有一点偏差都不行。刻好之后，我试着拿手机扫，听到那一声‘滴‘的时候，我觉得比听见贝多芬的音乐都好听。”他有些小小的得意，高兴得像个孩子，“这个挺好，传统手艺人也要与时俱进，您说是不是?”

　　在这个行当里做了十年，老张对“坚守”有不一样的理解，传统手艺需要传承和坚守，但题材和表现形式可以创新，“毕竟现在的人跟以前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了”。

　　去年，他和中央美院的学生合作了一个“门神”项目，学生们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相结合,年画里的门神拿着杠铃、扫帚，甚至ipad ,憨态可掬，还做成了扑克，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兴趣。张阔由此受到了启发，想到了一个“字库”创意，组织爱好者用木版刻字，做成一个常用字的活字库，这样就可以自己动手，把喜欢的诗或者文章印制出来，成为第一无二的版本。“这种事就是年轻人常说的刷存在感吧?”张阔最近学了不少新名词。

　　十年来，张阔以自己的微薄之力重拾年画传统，年画也改变了张阔的人生，让他变得更为平静而快乐。“因为在做这事的时候，自己处在一个静的状态，虽然不能达到佛家说的禅定的境界，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就心平气和，就会觉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