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上新了” 开启晚明画坛之风

　　2018年6月1日，恰逢天津博物馆成立一百周年。为庆祝百年，天博精品厅“耀世奇珍”调陈，正式展出西周太保鼎、宋范宽《雪景寒林图轴》、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玉壶春瓶三大国宝的真迹真品，将天博百年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范宽《雪景寒林图轴》是2012年天津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亮相一次后，时隔六年再次公开面世。

天津博物馆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一直是天津博物馆所藏各品类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展，并每年将根据各类文物状态与展示主题进行调陈。据天津博物馆最新消息，“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已完成书画类文物调陈，3月12日正式对公众展出。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

天博精品馆书画类文物换新目录

　　此次上新的文物以“晚明绘画”为主题，突出晚明万历到崇祯（1573—1644）年间中国绘画创作中的特点和成就。共调陈18件书画作品，徐渭《鱼蟹图卷》、董其昌 《疏林远岫图轴》、曾鲸《王时敏小像轴》、蓝瑛《溪山秋色图卷》、陈洪绶《蕉林酌酒图轴》等一批晚明精品书画与观众见面。

展览现场（来源于天津博物馆）

　　晚明由于朝廷体制的松动，文人思潮活泼、多元而富批判性。此时的画坛，与明中以沈周、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独霸画坛的情况不同，晚明书画呈现出多个地域性画派并存的特点，以宋元山水画代表的传统山水以及西方绘画的传入使得绘画风格日趋分化。

　　吴门画派在晚期因缺乏创造性流于形式而愈发弱势，此时的上海地区出现了新的画风与理论，以董其昌代表的松江画派异军突起，在审美导向与美术史研究上影响深远。以蓝瑛为代表的武林画派则将文人画的笔墨与职业化的形式有机结合，雅俗共赏。董其昌山水，徐渭的水墨大写意花卉，陈洪绶笔下夸张变形的人物，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变的晚明画坛，并深刻影响了清代及近代中国画的发展。

展览现场（来源于天津博物馆）　晚明画坛之风：多元化的“自觉”

　　较之以往，晚明画家的创作往往极为知性化，且对艺术史极为自觉，因为不仅是面貌的多元化，而且关注与传统画史建立某种联系。

　　著名美术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认为：“晚明画家多深入晚明时期罕见的多重艺术史情境之中，此一时期的绘画更为知性化、更自觉、更为内省。并与其当时的文艺理论结合，形成繁复的互动关系。”

上海博物馆“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

　　关于晚明的艺术评论，高居翰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认为晚明画论数量之多，已足以令元、明两代的论者瞠目无语。其中最为重要且影响画史深远的当属董其昌所提出的“南北宗论”。任何探讨晚明绘画与画论的著作，必定离不开董其昌。

明 曾鲸、项圣谟《董其昌小像》

董其昌（1555—1636）早年拜陆树声、顾正谊、莫是龙、项元汴等松江、嘉兴地区的鉴藏圈人士之赐，得以培养其艺术造诣，成为当时艺术圈的中心人物。他通过绘画实践和理论使勃兴自元代的文人山水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明 董其昌 疏林远岫图轴  纸本 墨笔 崇祯癸酉（1633）

　　此次天津博物馆展出的《疏林远岫图轴》是董其昌79岁时为兵部尚书袁可立（节寰）所作。画幅的右裱边有清乾隆五年（1740）张庚的题跋。

　　袁可立比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同窗共读，在陆树声门下学习成为知交并一同中榜。然而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辞官回乡专研于书画，而袁可立奋起与其抗争，成为一代廉吏名臣。

袁可立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崇祯癸酉冬，致仕在家的袁可立病重，其子户部主事袁枢上疏请假回乡探望老父，顺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为故友袁可立作此诗画一幅，并通过年侄袁枢带给其父。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收藏。

在董其昌传世的纪年作品中，许多出自1620年代，即他隐退松江时期所作。他在后几年的山水创作变得比较轻松和缓，并持续创作出一些新构图，以更加自由仿古的形式进行创作。《疏林远岫图轴》以一河两岸式构图布局，山峦、坡石、丛树均用线条勾皴而不加水墨渲染。虽画房舍，但不着一人，画面呈现出萧散、空灵的境界。

明 徐渭 鱼蟹图卷 纸本墨笔

　　在历史资料中描摹下的青藤老人徐渭（1521—1593），是一个具有癫狂性格的人，命运几度坎坷。也是因为这些人生苦辣让徐渭在艺术上更加冲击传统，在明末画坛以奇肆狂放独树一帜。徐渭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不只书画，他还写过不少诗文和剧本。他自说“吾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四。”而对比后人论述，有“画最奇绝”之评。

　　其实，徐渭在山水、花鸟、人物、鱼虫、瓜果都很擅长，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水墨大写意作品，并经过清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直至吴昌硕等发展，终于确立了近代大写意水墨花鸟画这一派别。

明 徐渭 鱼蟹图卷 纸本墨笔 局部

　　徐渭虽然力主“不求形似”的观念，但是他笔下的花卉、树石、虫鸟在刻画上则充分掌握物象的结构，笔简意赅，有极为精彩的笔墨刻画。此件《鱼蟹图卷》前段绘芦蟹，芦草、柳叶笔法细致，浓墨画螃蟹深色甲壳显出坚硬的质地，浅墨画出螯爪的质感，自然生动，爪尖以细劲的墨笔挑出更是点睛之笔。

明 徐渭 鱼蟹图卷 纸本墨笔 局部

　　自题中“满纸寒鯹吹鬛风，素鳞飞出墨池空。”徐渭仅绘出上扬的鱼头和鱼尾，就将鱼儿即将跃出水面的瞬间凝固笔端，几簇墨点表现出水花四溅的效果，飞腾流动，真若有“寒腥”扑面而来。两段绘画各自独立却用若隐若现的水波连缀，可见匠心独运。

　　徐渭存世的花鸟画手卷大多为多段式的长卷，而本图仅两段，且画卷无款识，故怀疑是从长卷中分割下的残卷。

明 陈洪绶 蕉林酌酒图轴 绢本设色

　　《蕉林酌酒图轴》全图勾线染色不用皴法，图中饮酒的长者闲适倚坐，温酒浣花的侍女动作柔美，神情专注。陈洪绶常常关注世俗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并将她们日常听琴、读书、赏花、扑蝶等生活情景，作为创作的题材进行描绘，更巧妙的将风韵仪姿表现出来。

明 陈洪绶 蕉林酌酒图轴 局部

　　文人高士题材在陈洪绶晚年绘画中较多出现，如陶渊明、老子、钟馗、白居易、苏东坡等形象，其中蕴涵的精神气质正是入清后，作为遗民的画家内心世界的写照。

　　天津市文物公司在1962年成立后，向博物馆输送文物是任务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物公司很好履行了这一职责。本次展出的明曾鲸《王时敏小像轴》就是当时由天津市文物公司送入天津博物馆的重要作品。

　　人物写真在晚明画坛占据一定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时代焦点逐步偏向于个人，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传入中国的艺术创作手法，比起中国传统绘画，都更加重视画中形象的个别特质。

明 曾鲸 王时敏小像轴　　绢本 设色 万历丙辰（1616）

　　曾鲸（1568—1650）字波臣，出生于福建莆田，距离耶稣会传教士抵达地点的泉州，相去不远。因擅画肖像画，所画人像被明末清初藏书家、学者姜绍书赞为“如镜取影，妙得神情”。他之后以职业写真画家的身份寓居金陵。

　　姜绍书描写曾鲸的技法，说他每图一像，都是设色烘染数十层。而这样的设色方式使人产生视觉幻象的明暗烘托，为了塑造脸部的各项特征。张庚则认为曾鲸有两种不同绘画风格：一种是以墨骨笔法作为主要的描绘，然后敷以淡彩；另一种则是略用淡墨，先轻勾勒五官轮廓，其余用粉彩渲染。

　《王时敏小像轴》运用的就是第二种，刻画的是清初“四王”之王时敏25岁时的肖像。身着宽大白衣，手持拂尘，盘膝端坐在薄团上，面庞俊秀，双目有神。人物面目刻画用“凹凸法”，先以淡墨勾出五官轮廓，然后按其结构烘染数层，最后敷以浅赭色。衣纹线条流畅，充分表现出衣服的质感。

　　曾鲸在继承中国传统肖像画强调“墨骨”和“传神”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西洋画法，为中国肖像画法开辟了新途径。同时又多为当时的文人作画，使肖像画创作逐渐向雅致化方向发展。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

　　在本次书画展品调陈后，“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其他青铜、玉器、瓷器类藏品也值得一赏。诸如传世孤品宋代青玉龙首饰、台北故宫姊妹款清翡翠蝈蝈白菜、记录西周时期重要军事资料的“克鼎”，以及另一件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兄弟款“克钟”、西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还有明代甜白釉梅瓶、清康熙十二月花神诗文杯、清代著名督陶官唐英为内宫礼释而烧制的白釉观音等，为大众展开一场从古而来的精彩演绎。

天津博物馆2019年展览计划

　　为迎接新春的到来，天津博物馆在2019开年首展推出了金猪拱福—己亥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在春节期间向大众展示古今人们对于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向往。并随后推出了从颐和园中遴选105件套中外艺术精品而组成的“御苑藏珍—颐和园精品文物展”，以及“其命维新—傅抱石的艺术世界”。

其命维新—傅抱石的艺术世界

　　展览依托南京博物院丰富的傅抱石绘画及文献收藏，以天津博物馆藏品为补充，137件（套）傅抱石绘画精品、写生画稿、篆刻、著作手稿精彩亮相。通过往往醉后、上古衣冠、异域行旅、山河新貌、激情图解、遣性自娱六个部分展现傅抱石绘画艺术形成、发展、成熟的轨迹。作品创作时间自1925至1965，囊括了傅抱石艺术发展中的各个时期，立体地展示这位美术大家的艺术成就。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

其命维新—傅抱石的艺术世界

　　在本次精品馆书画调陈结束后，天津博物馆还将在2019年度陆续推出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明展、宝蕴庄严—周叔弢先生捐献文物与古籍特展、京津冀古代经典壁画艺术展、源·缘：天津博物馆藏甲骨展等国内外文博机构的交流展与天博自身的藏品梳理展示。

天津人文的由来

　　同时，作为常设展览的“天津人文的由来”与“中华百年看天津”一直是馆内重要的基本陈列，以及正在展出的“智启津沽—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在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看来，这是在社会进步与工作生活节奏越发加速的当下，保存一份“城市记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注重保护和传承这些记忆，这也是一个城市博物馆所要具备的功能，即不仅要收藏古代文物和艺术品，还要收藏所在区域、城市的民间、社会记忆。”

天博古风公益市集

　　天津博物馆成立百年之际，陈卓总结了三点博物馆主要的变化：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方式、展陈手段。相比早年，尤其是藏品的质量和数量，文物保护的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宣传教育方式不只是在馆内开展讲座、儿童项目等活动，还要走出去，走进社区、学校，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

2018年，天博文创在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上展示

　　就展陈手段看，馆舍的设施跟进大幅提高，展厅空调系统，以及展柜要求的各种文物保护设备(如防紫外线的灯具，恒温恒湿的调节系统等)统一配备。同时，天津博物馆还通过新媒体，互联网方式加强公众联系。把一些精品文物及其介绍，拍摄成短片，做成MOOC课程。展厅已经开通了线上博物馆以及智慧语音导览，扫二维码就可以听相关的文物介绍。

“很多高科技的运用也提升了我们对文物的研究和保护。这和社会的进步有很大关系，这也给我们博物馆的理念变化提出了要求，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陈卓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