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近观中国书画

2020逢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开馆150年，澎湃新闻获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不久陆续推出一系列大展，除了计划于3月底开幕的回顾性大展外，一些重量级的展览已经陆续开幕，其中就包括前不久开幕的“近观中国书画”（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Up Close），从其官网显示的信息看，展览展出作品有李公麟《孝经图》、马远《月下赏梅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赵孟頫、赵雍、赵麟的《三世人马图》（卷）、吴镇《芦滩钓艇图》等，以及最为重量级的（传）董源（元）《溪岸图》。单从创作者的名字，就大抵可以了解展览的级别，也将分前后两期展出这些脆弱的、年代久远的中国画作品。

　　（传）五代董源（元）《溪岸图》

　　“近观中国书画”这是此次展览的名字，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书画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把玩之物，这从中国画的装帧和呈现方式就可窥见大概，手卷的观看方式是一手展一手卷，三五好友一起如同探讨一部由创作者布局的“故事片”。而卷后的题跋则记录下文人墨客们在观看之余的体悟。所以，中国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或是好友间的乐事，或抒发个人的感怀，也有一些出自宫廷画师之手，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总之，中国书画在千百年间一直是小众的，也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近百年间，这件作品会陈列于公共博物馆的展柜之中，无数人隔着玻璃、依次观看。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局部）

　　从欣赏方式而言，中国书画是“近观”的，而中国书画的研习过程更需要“近观”、临摹。在Met的展览介绍中，甚至认为“近观”是中国书画的核心。

　　通过“近观”，学艺者了解何为“墨分五色”、何为线条的韧性，再观花叶草丛之间的一个顿挫、山头之上的一个苔点，笔笔皆非一时的功力。

　　或是带着这样的理解，Met在展览中将书画原作与放大的局部一同展示。因为Met的大部分藏品属于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其版权开放，并提供大图下载，所以通过电脑也可大约感受到展出的作品中笔法与线条的些许细节。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局部）：前景绘临水一亭，一位文士坐倚亭槛，静观风起云涌，旁侧其妻抱子，有仆童侍立。

　　从《溪岸图》看唐代以后山水的转型

　　在展览中，（传）五代董源的《溪岸图》看到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形成：

　　公元907年唐代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其中南唐（937–975）政权统治长江下游，董源的绘画就在这样的时代和地域中孕育。除了Met的《溪岸图》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董源的《潇湘图》、上博藏有其《夏山图》，《夏口待渡图》、《龙宿郊民图》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溪岸图》也被认为是早期董源风格的缩影，相比《潇湘图》，这件作品依旧有唐画的影子，虽依旧保有北方山水的气派，但线少且不重，并以渲染表现山体，且还未见大量苔点。但其中着色轻淡，依稀可见披麻皴，并以细腻柔软的笔触模写江南的山丘。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局部）

　　《溪岸图》尺幅宏伟，是现存中国早期山水画中最高的作品之一。此画因年代久远，绢色已经暗沉。画中前景绘临水一亭，一位文士坐倚亭槛，静观风起云涌，旁侧其妻抱子，有仆童侍立。亭外溪岸上长松落木，水面波澜如网。亭后山势陡峭，巨石嶙峋。主人一家则聚于溪岸亭内，恰似隐喻乱世中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湾，山水画代表隐士的理想。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中的雁阵

　　这件作品原为王季迁藏，后唐骝千（Oscar L。 Tang）购入，2017年3月正式捐赠给Met。然而，这件作品是否来自董源，一直有争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高居翰认为此画不是10世纪的作品，而是张大千的伪作。因为这件作品在王季迁之前，被张大千随身把玩了三十年。Met还曾为这件作品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世界的顶尖学者讨论其真伪。大多数专家认为，《溪岸图》的作者虽不可确定，但此图的艺术成就非常之高，也有学者认定这是10世纪作品。Met为这件作品做了红外线检测，发现它经过3次装裱，3次补的绢都不一样。且其上还有南宋贾似道、明末的袁枢等人的印章。所以张大千伪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学者认为这件作品原为屏风，在大约14世纪被装裱为卷轴形式，并激发了元以后的文人画。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局部）

　　宋代书画，道德宣传、个性表达、书法功底兼具

　　在宋代，书画不仅是感官体验的记录，还是画家思想的反映、个性的揭示和价值观的表达。这种观念改变了宋以后的中国艺术，李公麟就是倡导者之一。他的作品也代表了当时文人墨客的时代特征：道德宣传，博览众长和书法功底。

　　北宋 李公麟 《孝经图》（局部） 约1085年

　　《孝经》创作于约公元前200~350年，作为儒家经典和传统道德的基石延续至今，在宋代孝道被推崇备至。

　　李公麟以“白描”的方式，将《孝经》故事的文字与图像交替出现，两者互为解释，并以艺术的形式劝诫世人。尤其在文字部分将《孝经》与宋代理学相互关联。

　　北宋 李公麟 《孝经图》（局部） 约1085年

　　说到李公麟的《孝经图》，很多人会联想到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在《孝经图》中也有宫廷的一幕。图中皇后紧立皇上旁边，臣下站地禀报，画中人物的衣纹，均为沉着的“铁线描”。除了表达劝诫的主题相似外，在绘画技法上，李公麟也受顾恺之的影响，在发扬了顾恺之的平均而完整的线条和吴道子轻重转折的笔法后，他既不用色彩，也不用渲染晕淡，而只以线条运转通变。

　　北宋 李公麟 《孝经图》（局部） 约1085年

　　《孝经图》的书法也似魏晋小楷，道德力量和教诲语言都表现在李公麟的笔墨之间，同时又传达出回归朴实生活的诉求。

　　宋代 “苏黄米蔡”四位书家均有多重身份，其中黄庭坚除书法家外，更是文学家和诗人，在书法创作中，他认为书法应该是自发的。Met所藏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虽无黄庭坚款印，但为其真迹无疑。全书近1700字，是其现存书迹中最长之卷。

　　北宋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局部）约1095年

　　黄庭坚曾自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其中可见张旭、怀素的草书对其的影响。此后，明代沈周、文征明也推崇黄庭坚的书法，可见在中国书法史中，黄庭坚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同时在中国古代，从经历、品格、才干、功力等多重标准的书法评定法则中，黄庭坚也透露出其比书迹更崇高的品质。在《草书廉颇蔺相如传》结尾处一句“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被认为是借司马迁之口控诉党争，也成为他1094年被贬黜的原因之一。全文最后一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意味绵长，超越了笔墨。

　　北宋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局部）约1095年

　　南宋画家马远和夏圭被称为“马一角、夏半边”，他们的作品常用大量留白表达视野的辽阔，也被后世认为是将南宋只剩下的半壁江山的艺术影射。其中马远在南宋画院中深受赏识，且从其曾祖马贲之至其子马麟共五世在画院供职。

　　南宋 马远《高士观瀑图》 册页 绢本 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

　　此次展出的是马远的《月下赏梅图》和《高士观瀑图》均显示其艺术风格：继承北派山水的画风，并用大斧劈描画山石，树干用焦墨，多横斜曲折之态。

　　《月下赏梅图》的主角是一株枝干苍劲的老梅，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近处坡上做着倚杖的高士，望月赏梅，身后小童抱琴侍立。这件作品用色简单，在石块、树枝处用赭墨，花青渲染天空外，无过多色彩，但细看可见枝头应原有代表梅花的粉点，但日久已无。如今只能想象南宋月下白梅的意境。

　　南宋 马远《月下赏梅图》团扇 13世纪早期

　　元代：隐退避世之中为书画主流

　　看到赵孟頫、赵雍、赵麟的《三世人马图》，对应想到的是李公麟《五马图》，《五马图》在2019年春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大展中重见天日，比较之下，其画法用色及其相似，赵雍部分马花纹的画法似乎直接照搬，但毋庸置疑，李公麟更高一筹。

　　《三世人马图》赵雍部分，1359年

　　中国画马的传统以唐代曹霸为宗，《照夜白》的作者韩幹为其弟子，同时代的韦偃也善画马，李公麟一张《临韦偃牧放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赵氏来自李公麟，而赵孟頫、赵雍、赵麟祖孙，自然是赵孟頫名气最大，他在《三世人马图》中画的马，马身肥圆，类似他的另一件作品《二羊图》，其实在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中也有马运用类似“透视”的画法。

　　《三世人马图》赵孟頫部分，1296年

　　当然画马也有“伯乐相马”的意味。而赵孟頫的仕途上的伯乐为程钜夫。元朝初期，蒙古统治者限制了对汉人的聘用。赵孟頫作为宋皇室后裔，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出仕，以安江南文人。这件作品也被认为有可能是赵孟頫的自画像。

　　《三世人马图》赵麟部分，1359年

　　另一位赵宋宗室赵苍云同样沿袭李公麟白描的风格，此次展出一卷《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以汉代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人留他们住了半年回家时发现已经过七世，这种天堂与人间的反差也唤起了宋朝灭亡后许多文人在蒙古统治下的疏离感。据称，赵苍云年轻时比他的同宗赵孟坚、赵孟頫更有名气，但后归隐山林，不婚不仕，生平资料也没了记载。

　　赵苍云《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局部）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早期

　　赵苍云《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局部）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早期

　　宋元时期还有一位画鱼名家，周东卿。对于他的生平也是记载甚少。只知他是文天祥交情匪浅，元代建立，成为南宋遗民的周东卿隐退江西。这幅完成于1291年的《鱼乐图》为周东卿传世的孤本。 《鱼乐图》的名字源于《庄子》，画家自题到“非鱼岂知乐，寓意写成图。欲探中庸奥，分明有象无。”

　　元 周东卿 《鱼乐图》（局部） 1291年

　　这件淡雅的作品，并不是绢本，而是纸本。这也是宋元两代绘画的一大变化。画中有一种超脱的气氛，令观者宛如身处于雾中赏鱼。并署名“临江周东卿”。临江距道教中心龙虎山不远，虽无记载，很多学者认为他可能受到道教的影响。

　　元 周东卿 《鱼乐图》（局部） 1291年

　　“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也是过着隐居的生活，他生前并不为人所知，到了明代他的风格却广泛被推崇，其中最著名的是沈周。

　　《芦滩钓艇图》自题一词：“红叶村西夕照馀。黄芦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欤。挂起渔竿不钓”，并署名“梅老戏墨”，这或许也正是梅花道人所爱的水墨游戏，对于文人画家而言，渔夫也被作为自由的象征，“渔樵文化”也同官场形成对比。

　　元 吴镇《芦滩钓艇图》约1350年

　　吴镇的早期作品现几乎已不存，这件《芦滩钓艇图》应是其后期作品，画中两笔点出渔夫专注的神情，一叶小舟看似随意，其实解构清晰；悬崖老树坚实茂密；水波似推着扁舟而动。虽自称“戏墨”，实则是炉火纯青的显现。

　　元 吴镇《芦滩钓艇图》（局部）约1350年

　　明清时代的书画常被认为是对宋元传统的追溯，在Met网站上列出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明代作品主要有吕纪的《鸳鸯芙蓉图》（轴）、林良的《二鹰图》（轴），清代为王翬等的《康熙南巡图（卷三： 济南至泰山）》。

　　明 吕纪 《鸳鸯芙蓉图》（轴）

　　吕纪和林良均为明代院体画家，吕纪的作品带着明显的南宋院体画的风格。林良不同于一般院体花鸟的刻画雕琢，作为广东人，林良虽对鸟类有所研究，并尝试以的单色表现，用笔粗劲，但又不像文人花鸟推崇文雅含蓄的美学理想。但对于水墨写意花鸟画的确立，则具有启迪的作用。后来的沈周、唐寅等的花鸟也有从林良的作品中获得启发。

　　明 林良《二鹰图》（轴）15世纪中期

　　明 林良《二鹰图》（局部）

　　但以沈周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却对吕纪的花鸟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书画应是从心的产物，而吕纪类的花鸟只是“手上功夫”，“心”与“手”比较也成为明代文人画家与专业画家的差异。

　　明 吕纪 《鸳鸯芙蓉图》（局部）

　　在此次展览中，清代以王翬等的《康熙南巡图（卷三： 济南至泰山）》为代表，虽片面，但也看出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封建统治和中国画传统的理解。这件作品中的泰山，应是基于中国传统地图和木刻版画中对泰山的描绘，且君王登泰山也是封建时代的传统。作者将历史传统与特定地点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并采用的“青绿山水”来强调帝王的江山。

　　清 王翬等的《康熙南巡图（卷三： 济南至泰山）》（局部） 完成于1698年

　　当然清代以“四王”为的正宗山水，承袭的还是南宗以来的文人画体系，除此之外“四僧”、“扬州八怪”直至后来的海派都记录着时代之中的书画之变。Met策展团队选取哪些作品作为代表，还得至现场“近观”。此次展览分为上下两期展出，前期作品展出时间为2020年1月25日-2020年7月19日，后期为2020年8月1日-2021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