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我的水命汪汪

　　汤绍恩简介

　　汤绍恩，四川省安岳县人 。明嘉靖十四年(1535)出任浙江绍兴府知府(官终山东右布政使)，有“浙江李冰”“绍兴恩公”之誉。主持兴建的三江闸是我国唯一以星宿名称建筑的大型挡潮排水闸。该闸节江制海，使江海两分，创造了中国古代治水奇迹，是“现存我国古代最大的水闸工程”暨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又是创造性的水利科技杰作，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

　　汤绍恩被清朝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四代皇帝敕赐。入《明史·循吏传》，系明代276年中30个地方模范官员之一，为该传中唯一的四川人，也是绍兴水利史上循吏进入正史《循吏传》的唯一者。

　　在绍兴水利广场上仅有的三尊雕塑中，四川籍的古代治水人物大禹、汤绍恩便占两席(另一尊为马臻)。就绍兴数千年的水利史而言，汤绍恩既是大禹治水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又是继大禹之后古代治水建立功勋的集大成者，享有“公缵禹功” “功全禹迹” “禹稷同功”“缵禹之绪” “智侔神禹”“洞开缵禹绪” “功垂禹绩侔” “一方之神禹”“公之恩泽，洵不在禹下”等盛誉。

　　我的水命汪汪(自序)

　　文/汪毅

　　甲子一轮又五后，蓦然回首，才发现与水的联系实在是太多太多。且不说每天生活离不开水，单是我的姓氏“汪”便有许多的水，竟是溪、渠、湖、江、河的集合乃至数倍。

　　屈指算来，我的人生驿站似乎总与水攸关。少年时，生活在重庆市中区(今渝中区)棉花街，畅游于长江或嘉陵江只是十来分钟的事。青年时，工作和住家均在安岳县文化馆，去掬一捧岳阳溪水也不过五分钟光景。后来，工作去了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几乎每天上班都摆渡沱江，乘一扁舟于水中游弋。中年到成都工作，住家便紧傍内环路养马河的通锦桥。退休之后，住在了沙河畔望江锦园，举足两三分钟便可漫步沙河。这一路迁徙，真有些像古人说的那样“择水而居”。也许正是冥冥中的注定，从择居的临水到写作对象的“汤汤水命”，一不经意我真的下“水”了，且下得不算浅，即笔触历史治水人物汤绍恩，开我几十年文事涉“水”之先河。

　　其实，我很早便知道汤绍恩，特别是汤公祠，只是当时忙于其他工作而涉之不深。那时，汤公祠在安岳文庙文昌宫右侧，并不起眼，盖因它的用途早已被改变，甚至面目全非。至于之前的演变，实在是无法稽考，惟有问历史刮过的那一阵风了。

　　然而，汤公祠外面的路，却是我出入文化馆的必经之地。颇巧的是，这次写《汤绍恩述评》查清道光《安岳县志·移修汤公祠记》时，才知道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汤公祠，在清嘉庆甲子年之前便由县署右侧移至文庙黉宫西。

　　1981至1986年，我在安岳县文化馆工作，其间出任馆长。时文化馆设于县文庙内。没想到，我的办公室竟几乎就在汤公祠的原位置，甚至住家与汤公祠近在咫尺，算是毗邻而居了。囿于那时对汤绍恩认知甚微，竟浑然不知此处三尺有神明。今天，秉笔为汤绍恩撰写述评，助推其人其事研究，展示其文化理想，提升其社会效应，想想这大概也是一种修来的缘分吧!

　　汤绍恩生于京城，成长于安岳，建功名于绍兴，影响于后世，曾被清朝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四位皇帝敕赐。作为历史人物，汤绍恩传入清嘉庆《一统志》《四库全书(续修)》《四川通志》《浙江通志》等数十种文献典籍。更具影响的是，汤绍恩传入国史《明史·循吏传》，充分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先进性和代表性，颇值得研究和讨论。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为纪传体断代史，为正史之一，记录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276年的历史。从《明史·循吏传·汤绍恩传》中悉知，汤绍恩为一代循吏，系明代地方模范官员之一。据笔者梳理，汤绍恩系《明史·循吏传》30人中唯一的四川人，也是绍兴历史水利人物中走进正史(二十四史)《循吏传》中的唯一者(在绍兴历史上，刘宠虽入《后汉书·循吏传》，但功绩主要是“举孝廉，除烦苛”而并非在治水、兴水上)。四川有“千水之省”之称，绍兴有“千湖之乡”之誉，汤绍恩拥有的这两个“唯一”，于四川、绍兴来说，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和象征意义。

　　循吏亦称“良吏”，其之名始于《史记》，为政绩突出、政声名播天下的清廉地方官。他们心系民生、秉公执政、励精图治、创新发展，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先进代表之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大人”和“青天”及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社会价值的载体，不仅被百姓拥戴，而且被歌功颂德。《绍兴民为汤绍恩歌》便是其中的典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农耕时代，农业与教育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甚至是驱使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一定意义上，循吏促进了区域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教育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乎百姓的粮食安全、财产安全、生命安全等。故循吏的重农，多表现在治水、兴水方面，即代表了那个社会形态的重要一环，表达了民心的冀盼，寄托了皇权的期望，传递了社会的理想。

　　《循吏传》为正史记述的那些重农宣教、德政清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作为历史人物，入《循吏传》是一个时代衡量循吏生前功勋与身后影响的重要标准。故循吏入《循吏传》的意义非同寻常，是特殊的盖棺定论和褒扬，分量远比入正史《儒林》《文苑》《忠义》等列传者更具有讨论意义、更具有普世价值、更具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和文化影响。

　　在历史上，虽然每个朝代的循吏入《循吏传》情况不一，只能相对类比，但量化标准极高却是一致的。遗憾的是，同为循吏治水的功勋卓著者——被列为水利部2019年公布的“历史治水名人”李冰、马臻、苏东坡，均被“挡”在《循吏传》门外，甚至李冰未能入传《史记》、马臻未能入传《汉书》。这当然是件憾事，特别在中华治水、兴水历史上。

　　2017、2020年，在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公布的两批计20位四川历史名人中，曾任地方官员(太守级)的有李冰、文翁、苏东坡、秦九韶。他们虽不乏建树与功勋，但入《循吏传》者仅有文翁。文翁入《汉书·循吏传》的主要功绩是“宣教与治水”。目前，汤绍恩虽未名列这两批“四川历史名人”中，但他却入《明史·循吏传》，主要功绩则是“治水与宣教”(汤绍恩在宣教方面亦不乏代表性。他注重修礼乐，强调民风教化，构建和谐社会，一时竟使绍兴文教大振，故《明史·循吏传·汤绍恩传》说他是“新学宫，广设社学”;汪鸣韶在《叙》中说汤绍恩“教、养兼壹，亲身视学，谆谆讲授。至今绍称沃壤、文薮，公之功德不可谖也。”然而，汤绍恩在宣教方面的功绩多被忽视，当今几乎无人提及，盖因其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成就太盛)。概括而言，文翁与汤绍恩均为异地建功(文翁在成都、汤绍恩在绍兴)，殊途同归而传入国史，为不同时代的典范并光耀千秋。故可以说，走进《明史·循吏传》的汤绍恩，他既是四川的骄傲，也是绍兴一部明代断代史的骄傲。

　　汤绍恩虽系安岳人，但却有大功和大恩于绍兴，故被尊为“浙江李冰”“绍兴恩公”。2020年5月，为考察三江闸、搜集资料和交流，我开启了赴绍兴寻踪汤绍恩之旅。

　　徜徉在绍兴博物馆，驻足于“绍兴历史大事记”前，我才知道汤绍恩主持修筑的三江闸系明代绍兴的“封面”。汤绍恩不仅是绍兴明代断代史大事记的唯一领衔者，而且是颇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虽然他渐行渐远，与我们相距400多年，但作为一个具有“三代遗才”、甚至可以与苏轼作类比的历史人物(本书中，把他与苏轼作有相应类比)，其人生的触点十分广泛和精彩，涉及治水、管水、兴水、廉政、宣教、科技、执政、宗教、夫子之才(诗文、书法)、庙堂之风、庞杂的儒释道思想体系等方面，实在是难尽其美。故要写好其述评，颇为不易，难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归纳起来，其难度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料比较匮乏(特别是在山东的政绩)，现有研究成果除兴建三江闸水利工程方面的记述，其他的微乎其微;二是文献记载各持己见、相互抵牾，让人一头雾水、迷乱神经，真的是一不小心便被带进“沟”里。仅以汤佐进士科时间(有明弘治三年、六年之说)、汤绍恩最终任职(有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布政使之说)、汤绍夔任职所在地(有陕西富平、浙江富阳之说)、三江闸兴建时间(有明嘉靖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之说。也有把兴建时间和竣工时间混为一谈的)为例，便可窥一斑;三是欲作深度挖掘、理性提升、必要考证、客观评价并体现独立思考和文化理想——这当是对笔者史识、史才、文化格局的考验。还有就是某些古籍和当今某些出版物中的错讹频频，让人常在云里雾里中穿行而头大不已。尽管我注意“小心求证”而不“大胆设想”，但悖论或以讹传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方家鉴教。

　　鉴于以上因素，我在写作体例上选择了“述评”方式，即“述”而有“评”，让述为评服务。在表达的驾驭上，我采取了典型的“三段论”构架，一是写汤绍恩与三江闸，二是把汤绍恩与马臻、李冰作相对比较研究(他们同为循吏治水，是一个难得的比较研究对象。这在研究范畴中前所未有，应是一个突破)，三是作汤绍恩创意文化思考——“拓展未来，建言献策”。其逻辑关系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以再次践行我研究人物持有的“汪氏理论”：先修飞机跑道，再让飞机在跑道上冲驰，最后让飞机翱翔蓝天。我想，这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推动便有了“一体化”的意义以及方法论意义。

　　在赴绍兴的交流中，我与绍兴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暨副主席冯建荣、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何俊杰、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诸先生达成2021年在绍兴举办“汤绍恩研讨会”的共识，以跨出绍兴、四川两地共同研究汤绍恩的“一大步”，促进安岳、绍兴两地的多元互动。对此，我还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暨参事室和文史馆党组书记蔡竞先生、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交流了想法，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然，不囿于汤绍恩研讨会的是，在大力倡导抗洪救灾(治水)精神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登高放眼、拓展思维、增大效应，共同书写四川、绍兴联袂整合大禹、汤绍恩的新篇章，以彰显其英雄气概，弘扬其治水精神，使之在中国水利(文明)史上大放异彩。其理由是：大禹、汤绍恩皆为蜀人，在绍兴水利广场上仅有的三尊雕塑中，他们便占两席(另一尊为马臻)，翘楚绍兴一部治水文明史，甚至在华夏治水史上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大禹。

　　大禹生在四川，卒于绍兴，系华夏国家文明创建的始祖，启道统之传，具有“绩奠九州重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的历史地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促使了中华文明的代代赓续。

　　大禹治水，禹迹天下，名满天下。其理想、精神、意志、毅力和为民的核心价值观等，已成为中华治水、兴水的符号，甚至是中华治水、兴水的灵魂，为万世敬仰。古往今来，有关大禹的祭祀活动，具有规格高、影响大、传播广的特点。尤其是绍兴，会稽禹庙始于夏启，祭祀绵延不绝，甚至让秦始皇、康熙、乾隆皇帝前往，并以“国祭”礼仪折腰祭拜，历史影响十分广泛。至于民间的祭祀和传播，几乎遍及中华大地，甚至海外。特别是近年来，大禹公祭此起彼伏，无论是西部的大禹出生地，还是中部的大禹封禅建都地，乃至是东部大禹陵。

　　大禹治水，功毕会稽。数千年来，追随大禹治水者历历可数，英杰辈出，汤绍恩当属其中的翘楚者。甚至可以说，在绍兴数千年的水利史上，汤绍恩既是大禹治水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又是继大禹之后古代治水人物的集大成者。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汤绍恩对大禹早就耳熟能详，甚至充满崇敬之情。在南京任户部员外郎时，汤绍恩曾应邀为桑梓地安岳撰写《重修道林寺佛殿记》。在该记中，就感慨人才而言，汤绍恩有“如神禹启道统之传”的举例。基于对大禹的高山仰止及灵犀相通，汤绍恩走马上任绍兴府知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大禹庙“报到”，拜谒大禹这位中华水神。其情和灵异，乃至梦中的“故识”，诚如史学家毛奇龄在《绍兴府知府汤公传》中所述：“甫到，谒禹庙，周视其欂栌，若故识者。”据此，汤绍恩还认为，水的使者像教导大禹一样也教导了他，具有相同的汤汤水命和使一方安澜的担当。故清两榜七省总督朱爕元在《再叙》中，特别引出了汤绍恩“谅必有苍水者，如导禹而导余也”的话语。故在一定意义上说，汤绍恩是大禹在绍兴的隔代化身。

　　另一方面，汤绍恩的治水行为和功绩被朝廷命官和史学家广为盛赞，甚至把他与大禹相提并论：“公缵禹功”(陶谐语)、“功全禹迹引”(王文镃文)、“禹稷同功”(匾)、“缵禹之绪”(徐渭题)、“洞开缵禹绪”(石之贞题)、“智侔神禹”(李国相立)、“功垂禹绩侔”(朱丙焱诗)、“禹绪谁堪缵，崧生信有由”(朱云俊诗)、“一方之神禹”(见《海滨耆士请封》)。在《入史褒封说》中，还有康熙皇帝“銮舆亲谒神禹，崇德报功，可谓盛矣。汤神之功德如是”的叙述。《三江闸务全书》纂辑者程鸣九，甚至给出“公之恩泽，洵不在禹下”的评价。由此可见，一路走来，历史舞台上的诸位“评委”对汤绍恩亮出的“最高分”。

　　鉴于大禹的中华影响和汤绍恩不遗余力传承与所建的不朽功勋，谨建议：四川、绍兴两地文史界、文旅界、地方政府分别从研究、文旅、城市品牌等多方面整合大禹、汤绍恩，以放大其社会功效，拓展其更为瑰丽壮阔的前景。

　　学术引领文化产业，学术是提升历史人物价值的关键。较之炙手可热的其他历史人物研究，汤绍恩研究无疑处于发展阶段，实在是需要有一个提速。基于此，我乐于抛砖引玉，以此述评开学术研究之新局，并期待能引起水利界、文化界、史学界、艺术界等对汤绍恩的更多关注，使研究走向深邃，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并为现实服务。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写汤绍恩的汤汤水命，我的写作对象才有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甚至有了水命汪汪的意义。

　　是为自序。

　　(本文为汪毅著《汤绍恩述评》自序)

　　附记

　　今年又逢庚子，注定时事多艰。除疫情、中美关系交恶等，洪灾肆虐多地。如何体现科学治水、汤汤水命和抗洪救灾精神，汤绍恩与《汤绍恩述评》无疑是一个视角，并有了资政和服务今天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汪毅，一级文学创作职称(正高)，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