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家集群现象探微

海派书家集群现象探微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王高升



一“海派”一词的缘起

“海派”姓海，却不是一个帮派，它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空集群上海的产物，是包涵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后叶所有在上海从艺或从艺活动与上海密切相关的艺术家群体本身及其作品、思想等并代表某种特定精神内涵的文化存在。

关于“海派”一词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海派”一词十九世纪末在书画界便有提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张祖翼题吴宗泰画中说“江南自海上互市以来，有所谓上海派者，皆恶劣不可暂注目”。又如，民国人方若在《海上画语》谈及汪谦时说“汪学任画，如此学法，唯恐任画之不成‘海派’乎！”可见，当时的“海派”指个别海上画家的格调不高的画风，含贬义。民国到五四期间，京剧界出现了“海派”与“京派”之争，这里的“海派”代指立足本土、大胆革新的“海派京剧”，与“京派”相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兴起的扬“京”抑“海”言论，渐渐“海派”一词又拓展到文学领域。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一文，引发了文学界的“京海之争”，随后曹聚仁于1934年1月1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与之针锋相对，此后争论不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是鲁迅先生于1934年2月3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京派”与“海派”一文》，他敏锐地指出“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先生的文章实际上指出，“京派”和“海派”是不同的政治和地缘环境催生的不同的艺术流派。正如曹聚仁先生所言，“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各有千秋，皆无可褒赞亦无可厚非而已。

综上观之，“海派”一词最早应溯源于海上书画，尤指上海开埠以来逐渐形成的风格各异、锐意创新、融汇中西的海上画派。后来才拓展到戏剧、文学、电影等领域，形成独特的“大海派文化圈”。潘天寿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就言及赵之谦的画“开前海派之先河”。而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来，前期海派书家相继来海上寓居从艺，其主流书法形态的特质早已在孕育之中，并日臻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派书法的滥觞应在十九世纪中期。

二 海派书家群体的分期、阶段特征及其形成轨迹

广义上讲，海派书法的形成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地域书风气候随着历史慢慢演进的过程（如明代中期的“吴门书派”），甚至最早可溯源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帖学书风，尤以董其昌为代表。然而，海派书法概念被提出和广泛引用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之后海派书家群体迅速壮大，并且海派代表书家的活动和创作也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段之后，因此，当前研究海派书法一般将研究起点定位在清末，这确也符合事实。

海派书家群体的分期

关于海派书法的分期，胡传海先生认为，从宏观上海派书家群体可以分为前期海派、中期海派、后期海派三个阶段。前期海派承袭帖学遗风，强调笔墨的精致妍美，最早可推至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书法、华亭派；中期海派是海派书法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以沈尹默为代表，包括吴昌硕、陆俨少、沈曾植、来楚生、白蕉、潘伯鹰、王蘧常等一系列实力派书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兼容的书家群；后期海派主要是文革以后的现代书家群体的诞生，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书法》杂志的问世，以及现代海派书法潮流的蓬勃兴起。王琪森《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形态》一书将海派书画家按照在上海从艺活动的时间分为三代，每代举一代表人物，列海上书画家数十人，甚为详备。相对来说，作者的基本定位似更加偏重于海上画坛。

显然，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会有不同的分期形态，胡先生抚昔而览今，重视海派书家的承传；王先生则是把视角定位在既往海派书家。“海派书家”既然作为一个后植入的概念，其分期的标准，显然是可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的需要来划定的。按书家的活动时间和现在是否在世划分，有近代海派书家和现代海派书家；按书家在海上书法界的影响，有海派代表书家和海派非代表书家；按书家的书名和画名比较划分，有典型书家和画家型书家等，凡此种种。然而，如能找到一个既有明显历史性标志又符合海派书风转变规律的界点，则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整体思路。

参照上述两位专家和其他海派研究者关于海派书家分期的观点，笔者认为，以清中后期为研究起点似更为科学，受清代碑学兴起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正是海上书风由秀雅清丽向雄强刚健转化的渐变时期。笔者站在历史和书法本位的角度，暂不录出生于清代以前和建国以后之书家，择取近代以来海上书家之卓有成就者，划为前、中、后三期。前期海派书家群体主要的创作时间段是19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当是赵之谦，尽管赵之谦并未寓居上海，然鉴于其对早期海派书画家艺术风格构建的深刻影响，况其书法融会碑帖，对于海上书法发展而言，有承前启后之作用，故当列属前海派，前期的代表书家还有吴大澂等。另从书家生卒年和历史角度考虑（见表一），这一时期的海派书家，从艺活动基本都在新文化运动前结束，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近代范畴。笔者认为，这是界定前期海派的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中期海派书家群体活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吴昌硕为代表，主要书家群体还包括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曾熙、郑孝胥等。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由于清末碑学的兴起，海派书家群体成为践行碑派书风的重镇，期间虽然也有卓越的碑帖融合者，但这一期书家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更加倾向于碑学一路。从书家生卒年和历史角度考虑，这一时期的书家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从艺活动基本都在1949年建国前结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现代以前的活动。后期海派书家群体是活跃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书家群体，以沈尹默为代表，其他代表书家有黄宾虹、于右任、李叔同、马公愚、邓散木、张大千、王蘧常、沙孟海、潘伯鹰、来楚生、白蕉、陆俨少、谢稚柳等，这些书家的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民国末到建国以后的这段时间，其时段最长，故书家体系也最为庞大、艺术风格最为丰富，其间有碑派大家，亦不乏帖学大师，亦有碑帖融合者，真正属于海上书法艺术“百花齐放”的全盛期。但纵观第三代海派书家构成，可以窥见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派书家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微妙变化，这与中期海派书家全然不同。

表一 前、中、后三期海派主要书画家生卒年表

前期海派书画家群体
陈师曾
（1876-1923）

书画家
生卒年
吴待秋
（1878-1949）

张熊
（1803-1886）
＊于右任
（1879-1964）

虚谷
（1823-1896）
＊李叔同
（1880-1942）

任熊
（1823-1857）
王福庵
（1880-1960）

胡公寿
（1823-1886）
冯超然
（1882-1954）

＊赵之谦
（1829-1884）
＊沈尹默
（1883-1971）

蒲华
（1832-1911）
马一浮
（1883-1967）

钱慧安
（1833-1911）
＊马公愚
（1890-1969）

任薰
（1835-1893）
贺天健
（1891-1977）

＊吴大澂
（1835-1902）
朱屺嶦
（1892-1996）

任伯年
（1840-1895）
郑午昌
（1894-1952）

中期海派书画家群体
吴湖帆
（1894-1968）

书画家
生卒年
吴子深
（1894-1972）

＊吴昌硕
（1844-1927）
徐悲鸿
（1895-1953）

陈宝琛
（1845-1935）
陶冷月
（1895-1985）

＊沈曾植
（1850-1922）
刘海粟
（1896-1994）

陈三立
（1853-1937）
潘天寿
（1897-1971）

朱祖谋
（1857-1931）
钱痩铁
（1897-1967）

＊康有为
（1858-1927）
王个簃
（1897-1988）

＊郑孝胥
（1860-1938）
＊邓散木
（1898-1963）

＊曾熙
（1861-1930）
＊张大千
（1899-1983）

王一亭
（1867-1938）
＊王蘧常
（1900-1989）

＊李瑞清
（1867-1920）
＊沙孟海
（1900-1992）

张元济
（1867-1959）
＊潘伯鹰
（1903-1966）

后期海派书画家群体
江寒汀
（1903-1963）

书画家
生卒年
＊来楚生
（1904-1975）

＊黄宾虹
（1865-1955）
陈巨来
（1904-1984）

赵叔孺
（1874-1945）
＊白蕉
（1907-1969）

赵古泥
（1874-1933）
＊陆俨少
（1909-1993）

陈半丁
（1876-1970）
＊谢稚柳
（1910-1997）

【注】1标“＊”者为本文重点关注书家。2本表依书画家出生年份排序。




在这三期之中，吴昌硕无疑是个特别需要关注的人物。其书画风格中的碑学倾向和“以书入画”的思想，无疑深受前海派书家赵之谦的影响，而其除与中期海派广大书画家交游广泛外，也不吝提携新人，广收门徒，王个簃、潘天寿、沙孟海、来楚生等书画巨擘都曾受其教诲，这为后期海派书家群体的茁壮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前期海派书家的碑学倾向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一个对外来书法家的地方，正如高邕先生在杨逸《海上墨林·叙》中言：“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巨乡而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海派前期书家张熊，是前期海派书家中年龄最长者，曾与何绍基友善，时常切磋艺事，并提携扶持吴昌硕等新人，其书法融汇碑帖，婉丽之中见清健。在前期海派书家群体中，赵之谦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原因是他并未久居上海，甚至在上海逗留的时间也非常短，但是却对前期海派书法群体整体风格基调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杨逸《海上墨林》中载“时在沪滨，墨迹流传，人争宝贵。”，并参考崔自默《赵之谦年表》“同治元年十二月，由永嘉海道转沪”可推知，赵之谦到达上海并“墨迹流传”的时间应是1862年岁末。在前期海派书家中，除胡公寿等本土人在上海从艺较早外，赵之谦算是比较早到沪并以影响海上书坛的人了。其碑帖并蓄的秀雅书风既是清末碑派书风兴起的领潮者和创新者，又符合当时海上书画商品化的审美趣味，故能“墨迹流传”，其碑帖兼容的书法风貌对蒲华的书法也有一定的影响。也许会有人质疑吴大澂作为前期海派书家列出的科学性，但是我们通过对三期海派书家相互影响的研究可知，吴大澂不仅是后期海派书画家吴湖帆的祖父，还曾于中期碑派书法宗师吴昌硕有着极为深厚的友谊。据有关文献载，“甲午战争前，吴昌硕有感于大澂的气节，慨然投至华物大澂幕府效力，战争期间，大凡中军事地图均出其手笔”。据以上实例可见吴大澂与海派书法是有很深缘分的。其书法早年从陈硕父学，后融合小篆和金文，个人特色呼之欲出，形成了刚强朴茂而不失精致清雅的独特书风。从书法史来看，前期的海派书家并未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群体，但是受清代碑学兴起大潮的影响，其间大多书家表现出显著的碑学倾向，这无疑为中期海派书家群体的异军突起埋下了伏笔。

中期海派书法圈的形成

如果说前期海派书家还不足以为当时的海上书法赢得一席之地的话，那以吴昌硕为代表的中期海派书家则是吹响了海派书法中兴的号角。此期海派书家中，吴昌硕是年龄最长者，也是成就最高者，作为中期海派书家的领军人物是当之无愧的。据吴昌硕曾孙吴民先《吴昌硕迁居上海年代考》中考证，吴昌硕迁居上海的时间当是1887年秋冬之际，早于中期海派其他书家如沈曾植、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20余年，为其广泛的从艺、交游、结社、收徒等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故后来上海从艺的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影响。吴昌硕诗书画印全面的艺术素养和浑厚清丽、浑然脱俗的书法风貌也与前海派领域赵之谦的熏染不无关系，此外，他与前期海派其他书画家的交往也是促成后来其书法名倾海上的重要因素。随着郑孝胥、沈曾植、李瑞清、康有为、曾熙等一批卓有实力的革新派书家的到来，海上的书法氤氲愈加浓郁，这些人通过“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书画联合会”等一系列的书画团体结社交游、研讨逸事，有了相互间联系的加强，使中期海派书家群体形成之初便具有令人仰止的高度，这一高度直接影响到后期海派书家群体的形成。例如，后期海派书家中的沙孟海、来楚生均深聆吴昌硕教诲；张大千曾先后拜曾熙、李瑞清为师；王蘧常自幼拜在沈寐叟门下，并通过沈老认识了康有为，受其碑学思想影响甚巨；李叔同早年受康有为影响很大，书风雄健浑厚，曾云“南海康君是吾师”等等。中期海派书家群体的整体书风以浑厚刚健为主，透着浓重的金石气味，一时上海成为以实践相应碑学运动潮流的重镇，当然这与中期海派书家群体活动在碑学之风正盛的清末民初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后期海派书家群体的壮大

后期海派书家群体的形成象征着海派书法鼎盛时期的到来。在后期海派书家群体中，黄宾虹的是个特例，他的年龄最大，到达上海的时候也较早（见表二），又是一个善于运用笔墨精神融会书画的集大成者，然其交游主要集中在中晚年，故列属后期海派书家群体。如果我们把后期海派书家按时间再进行分期的话，那么又可以分为现代（1919年-1949年）和当代（1949年建国以后）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书家主要有黄宾虹、于右任、李叔同等，这一时期的几位代表书家在艺术面貌上并不统一；第二个阶段的书家活动主要在建国后。这一时期的代表是沈尹默、白蕉、谢稚柳等一批重振帖学书风的领军人物，他们试图扭转清末以来“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碑学风气，重塑长期以来以飘逸温雅为基调的“二王”一路帖学书风在书法史上的正统地位，这批领军人物里面沈尹默贡献最大。以沈尹默为中心的海派帖学书法圈的形成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1933年沈尹默在上海举办个人书展为标志，在其周围聚集了大批帖学名家如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虽然王蘧常、沙孟海、来楚生等名家出入碑版而各成大家，然帖学仍然是建国后海上书风的主流。帖学一路自古乃“江左风流”，温雅秀逸，海上帖学书法圈的形成，代表着海派书法经过百年洗涤后又重新回到了帖学书风一统江南的时代。

表二 海派代表书家寓居上海情况一览表

代表书家
籍贯
到达上海时间
是否久居
师承
交游人群

赵之谦
浙江绍兴
1862年
否
沈霞
周白山、潘伯寅、刘铨福、李文田等



吴大澂
江苏苏州
1860年
否
陈硕父

潘祖荫
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钱慧安等

吴昌硕
浙江安吉
1887年
是
俞樾
任伯年（师友之间）、胡公寿、蒲华、吴大澂、王一亭、朱祖谋、赵叔孺、曾熙、黄宾虹、贺天健等



沈曾植
浙江嘉兴
1911年
是
不详
吴昌硕、康有为、郑孝胥、李瑞清、曾熙、于右任、谢无量、王蘧常等

康有为
广东南海
1913年
是
不详
吴昌硕、沈曾植、李叔同等

郑孝胥
福建福州
1905年
是
陈宝琛
王一亭等

曾熙
湖南衡阳
1915年
是
不详
吴昌硕、李瑞清、黄宾虹等

李瑞清
江西临川
1912年
是
不详
吴昌硕、杨守敬、曾熙等

黄宾虹
安徽歙县
1907年
是
郑珊、陈春帆
李瑞清、曾熙、王一亭、李叔同、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等

于右任
陕西三原
1904年
是
毛班香
沈曾植、王世镗、张大千等

沈尹默
浙江湖州
1932年
是
不详
郭沫若、徐悲鸿、马一浮等

李叔同
浙江平湖
1898后多次
否
不详
任伯年、谢无量、黄宾虹、康有为等

马公愚
浙江温州
1924年
是
孙诒让
郑曼青、马孟容、马漪等

邓散木
上海
本土
是
赵古泥

萧蜕庵
唐云等

张大千
四川内江
1919年
是
曾熙、李瑞清
曾熙、李瑞清、黄宾虹、吴湖帆、于右任、谢稚柳、王个簃等

王蘧常
浙江嘉兴
1919、1927年
是
沈曾植
沈曾植、康有为等

沙孟海
浙江鄞县
1922年
否
吴昌硕
吴昌硕、康有为、郑孝胥、马一浮、章太炎等

潘伯鹰
安徽怀宁
1899、建国后
是
吴闿生

章士钊
蒋维崧、陈巨来、沈尹默等

来楚生
浙江潇山
1921、1937年
是
吴昌硕
吴昌硕等

白蕉
上海
本土
是
不详
于右任、徐悲鸿、齐白石、任政

邓散木、王蘧常、钱痩铁等

陆俨少
上海
本土
是
冯超然

吴湖帆
冯超然、吴湖帆、黄宾虹、潘天寿

谢稚柳
江苏常州
1949年
否
钱振
张大千、徐悲鸿、潘伯鹰、沈尹默等


三 海派书法及其书家群体的总体特点

（1）海派书法的总体特征可用“开放、融合、多元、坚守、创新”十个字来概括。开放即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举凡各种书法艺术形态都可以在海派找到栖息之地，就章草而言，既有尊重传统、引篆入章的王蘧常，亦有大胆改造、引碑入章的沈曾植；融合即中西融合，书、画、印融合，碑帖融合，南北融合等，吴昌硕是“以书入画”的代表，赵之谦是碑帖融合的代表；多元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作自由，海派三期书家中，既有兼善者，亦有专攻者；坚守即兴灭继绝，坚持传统，甘守宁静，康有为是碑派的坚定呐喊着，白蕉则是帖学书法的全面继承者；创新即我行我素，敢于否定，推陈出新，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李叔同等都是独树一帜的革新先行者。

（2）书风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前中期的海派书家大多是践行碑帖融合的集大成者，且素养全面，以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为代表；中期以降，碑学书风风靡海上，在“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时代氛围下，碑学大家异军突起，成为海上书画届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代表有康有为、曾熙、李瑞清、郑孝胥等。20世纪中后期以沈尹默为代表的书家群体一反时局，掀起以二王为指归的帖派书风潮流，帖学大家辈出，如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潘伯鹰、谢稚柳等。

（3）集书画大成于一身者居多。在海派从艺者当中，有这样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既是驰骋海上画坛的一代巨匠，又无愧于书法家的称号。有的书画并举，堪称“双绝”，代表者如赵之谦、吴昌硕、白蕉等；有的为画则风神俱茂，作书则逸气四溢、不落窠臼，却往往书名为画名所掩，我们不妨称之为“画家型书家”，如黄宾虹、张大千、潘伯鹰、谢稚柳等。“书画同源”在海派书家群体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绎，书画相辅现象是海派书家群体的显性特征，如此大规模的艺术现象是历史上其他区域流派所不具备的。

（4）书法作品真正意义上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公开的“鬻书”活动是海派书家群体的又一特征，也是吸引众多艺术家来此的重要原因。早期海派代表人物赵之谦在海上“鬻书”的资料未多见，然有文称其出道之初在扬州卖字却罕有问津者，而途经上海时 “墨迹流传，人争宝贵”，可见上海对于书画家而言确是风水宝地。另一海派大家吴昌硕初到上海时，面临着“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的困顿局面，后经当地商界巨子王一亭推介方在上海打开销路，润格日增，他曾自言“附庸风雅，世咸讥之，实则风雅不可不有附庸，否则风雅之流，不免饿死”。可见，艺术家海上鬻书已渐入自觉。康有为定居上海后，分别于1917年在《不忍》杂志、1919年在《物质救国论》刊登鬻书广告，1924年更是自印“康南海先生鬻书例”，可见康有为流亡回国后在上海鬻书活动的情形。面对“寒家四十余人赖以为生”的李瑞清更是凭借其在上海“布政使”的官衔大开鬻书之路，在上海走俏一时，资料记载因其鬻书生意红火，也曾两次遭人勒索恐吓。曾熙是李瑞清的好友，初到上海时并未马上鬻书，受李瑞清劝说始定居上海，鬻艺为生。王蘧常也在海上公开鬻书，润例甚高，冯其庸再回忆恩师时曾言其一扇面润格即为白银十两。海派书家群体鬻书活动是受上海近代化影响的结果，成为海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海派书法时代感强烈，透着忧国忧民的色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上海都是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隘口，许多爱国之人和仁人志士来此开展救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也曾席卷上海，因此，这使得许多来上海从艺的书法家也经受了当时最前沿思潮的洗礼，他们或从艺救国，或遁世绝尘，或拭目观望，表现出不同的处世方式。吴昌硕虽不问政事，但亦有“空负澄清志，同谁击楫论”（《缶卢集·卷一》）的忧国忧民情怀。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在推行革新图强的救国道路，故其书法也透着浓重的时代气息，力倡碑学即是作者政治革新思想的艺术化包装。李叔同早年即有爱国情怀，在其文章中曾写下“士应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之语，东渡日本时曾写下“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二十文章尺海内，毕竟空谈何有？”这些诗词字里行间透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李叔同的书法青年时以雄浑、潇洒为主，三十九岁出家后风格渐变，后期作品清净安逸，遁出时俗，直入佛境。其书法风格即跟书家的人生轨迹有关，也透露出其忧国忧民的心理变化，其绝笔之作“悲欣交集”四字更是书家于国家、社会、个人命运和情结的深刻写照。

四 海派书家集群现象探因

（一）外部原因

1政治相对稳定。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战败。清政府代表和英国政府在南京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又称《中英南京条约》。其第二条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5一36页）。这一条款成为改变近代上海命运的重要转折点。1843年11月14日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以后,沪上一时租界林立，号称“十里洋场”，各国政治军事力量在上海的制衡，使得上海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政治相对稳定，吸引着大批异地书法家携眷定居，为海派书家创作提供了相对和平的从艺环境。以康有为为例，其在维新变法后辗转于上海等各地租界，在上海租赁辛家花园，并先后建造“游存庐”“莹园”等多处别墅。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得到上海租界众多外籍人士的庇护，为其艺术水准的稳步提高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　

2经济崛起。上海开埠后，由于贸易自由的政策，使其迎来了迅速崛起的经济转型期，1853年上海开始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港，国际化、商业化、市场化趋势逐渐清晰起来。同时，自由通商的宽松政策为来沪的书画家从事书画交易提供官方了通行证。张鸣珂（1829-1908）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载“道光、咸丰年间，吾乡尚有书画家橐笔来游，与诸老苍揽环结佩，照耀一时。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 大体而言，上海开埠通商对海派书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上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商贾、市民阶层迅速壮大，为书法作品交易带来了大批的消费群体，成为刺激书家进行艺术创作创作的潜在动力。

二近代海上贸易的兴起改变了沪上原有的经济结构，书画等文化艺术产业的兴起，既为“砚田为生”的书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加速了“鬻书”产业集群的进程，为书画业发展构建了良性的经济循环模式。

三 各行业经济模式的形成对书画家按润格标准公开鬻书的从商活动订立了潜在的行业标准，有利于鬻书行为的商业化和规范化。

3文化开放自由。新文化运动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吸引着具有开放思维和创新精神的书法家的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充分发扬，艺术上的民主精神为海派书家开放的创作心态提供了有力支持。海派书法自开埠以来就注定了其内涵的开放性，海派书法作为海派文化的优秀代表势必要以大海的胸怀去“囊括万殊”。海派代表书家中既有像李瑞清一样避难海上的清末遗老，亦有早年来沪满怀报国情怀和创新意识的海归书家李叔同等，这些人尽管有着不同的境遇、从艺轨迹和思维方式，却都为百花齐放的近现代海上书坛增添了异样的色彩。

4地缘优势。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终端，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苏、浙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又处于南北海岸线的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良好的人居环境。这一系列的地缘优势注定了上海必定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的富庶之地。自古以来，人口迁徙都是一个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海派书家移民”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无疑都是海派艺术家的最佳选择。
5广阔的“艺术腹地”。上海地处江苏、浙江的环抱之中，而自古以来江南一带素为以“二王”指归的“意态挥洒”一路的帖学书法的发源地，最早可溯源到东晋，往后一直延伸到明中期的吴门书派和明末的董其昌一系列书家群体，长期以来“杏花烟雨江南”的人土风情和艺术氛围以江、浙为圆周给孕育于近代的海派书法提供了广阔的“艺术腹地”。从组成结构上可以看出，海派代表书家中江、浙籍的占有很大的比例，约占50%以上，如果算上在沪久居从艺的江、浙籍印人，这个比例将会更大。可见，地域的接壤加速了艺术的外围辐射，以江、浙、沪三地为代表的近现代海派书家群体在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他们有着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这为海派书家群体的广泛交游及其后来的壮大做下了铺垫。

（二）内部原因

1为数众多的海派书家自身经历坎坷，其为了逃避战乱逃避战乱或出于生存需要到上海谋生。早期《申报》的主编黄式权在1883年《淞南梦影录》中记载“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人”。其实在这些书画家中，多有因身世坎坷而遁寓上海者。《上海通史》记载，胡公寿、任伯年、吴昌硕、沈曾植等都是因逃避战乱而寓居海上。海派早期代表赵之谦三十四岁从永嘉海道转沪入京时正值“家人死徙，屋室遭焚”之际，始号“悲庵”。吴昌硕出生于贫寒的读书人家，早年逢太平天国起义，在混乱中弟妹双亡、家人离散，不得不背井离乡、鬻艺谋生，长居苏州一带，1887年（依吴昌硕曾孙吴民先先生说，另一说1912年）始居上海营生。可见在这些前辈海派书家的身后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坎坷身世，来上海鬻艺亦是迫不得已。但是有时仍会面临意外事件，如曹芥初《死虎余腥录》中载了李瑞清在经历匪人勒索后的一段自白：“……贫道，伤心人也。辛亥国变，求死不得，漂流海上，鬻书偷活。寒家几四十人，恃贫道一管以食，六年以来，困顿极矣。”然而，上海独特的生存环境无疑给这些身世浮沉的穷困潦倒之士提供了“以技鸣沪上”的广阔舞台。

2结社活动。结社集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艺术流派都有的普遍现象，但如近代上海书画社团数量之多、成员数量之大、覆盖范围之广的实属罕见。自1862年吴家麟在豫园创办“萍花书画会”后，又有“飞丹阁书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宛米山房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相继成立，黄可先生在《上海美术史札记》一书中收录《清末民初上海金石书画家的结社活动》一文，期间列举当时上海影响最大的书画社团即有12家之多，如“平远山房书画集会”“吾园书画集会”“小蓬莱书画集会” “萍花社”“飞丹阁”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上海西泠印社”“文明书画雅集”“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青漪馆书画会”等。书画家结社集会既是适应艺术商品化流通的需要，也成为艺术家相互切磋提高技艺的重要方式，随着海上雅集结社等活动的蓬勃开展，上海本土书画社团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外围，许多海派书家如吴昌硕、王一亭、张大千、沈尹默等许多海派书家都参加过苏州、北京等各地举办的雅集结社活动，这为扩大海派书法的全国影响和吸引更多的书家来沪从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3同乡现象和师友关系。在沪寓居的外地人以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主，凭借同乡或师友关系介绍来上海的书家不在少数。吴昌硕自1872年结识在沪同乡画家任伯年后，先后多次到上海拜访，其间任伯年与吴昌硕亦有书画往来，情在师友之间。和任伯年的日益熟识和艺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加快了吴昌硕定居上海的决心，导致其于1887年举家迁居上海。寓居上海后的1895年，在怡园雅集上，吴昌硕结识了同是浙江籍的书画家和商人王一亭，王对吴金石味十足的艺术风格很是欣赏，两人相交甚欢，王一亭的出现使吴昌硕迅速在海上走红直至成为海上书画界的领军人物。海派另一位代表书家李瑞清于曾熙虽不是同乡，却有着“同官京师同学书”的经历，故私交甚好，鉴于李瑞清的书法作品在上海销路甚畅，1915年曾熙在李瑞清的多次规劝下终于定居上海，鬻书为生，从此二人形影不离，遂成莫逆。出于师生关系影响迁居上海的书家也不罕见，1918年，王蘧常在上海正式拜沈曾植为师，于是与章草结下了不解之缘，后不久便定居上海，开始了一代章草大师的艺术生涯。同乡和师友关系是维系海派群体向心力的重要环节，是海派书家群体形成“前、中、后”三期阶段性特征和“和而不同”的多元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4“名望辐射”。“名望辐射”是促成海派书家群体形成和巩固的特别因素。尤其是以胡公寿、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老一辈久德高望重的书画家在海上的崛起，对上海外围的书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正如在来沪先后顺序上胡公寿影响了任伯年，任伯年影响了吴昌硕、吴昌硕影响了二十世纪初期到上海的诸多中期海派名家，这极似一个“链式反应”。在海派书家慢慢群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赵之谦、吴昌硕、沈尹默为代表的前、中、后三期海派书家的核心人物，他们代表一个时期海派书法的声音，同时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对外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成了海派书家的历史性集群和巩固。

五 海派书家集群对近现代书法发展的影响

清中后期以来，以赵之谦为代表的早期海派书家站在碑学运动的时代大潮之下，积极审时度势并顺应潮流，既以碑学为根基，又不断寻求碑帖融合的新路径，为长期受到压抑的碑学书法的发展做出了成功的探索。若赵之谦还不是一个彻底的碑学主义者的话，那么以吴昌硕、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期海派书家等则真正算得上是碑学理论的成功践行者，这一强大而整齐的书法阵营的出现为清末中国书法史留下了清晰的记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在书法大家不断涌现的同时也在积极引领全国书风潮流，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大众审美的理性转变，盛极一时的碑学书风逐渐萎靡，取而代之兴起了以“二王”书法为指归的恢复帖学传统书风的热潮，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以沈尹默、马公愚、潘伯鹰、邓散木、白蕉等为代表。后期的海派书家直接影响到现代的海上书坛，1977年以《书法》杂志创刊为标志，上海书法开始真正走上学术化、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海派书家群体是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其间几乎囊括了近现代卓有成就的大多数书法名家，是近现代我国书法发展的风向标，亦是现代书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