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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碑学”与“帖学”

时间:2010-09-06 | 来源:王高升 | 阅读:1619次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王高升



“碑学”和“帖学”是由清后期书法理论家提出并不断构建完善的两个名词,作为后植入的书法史概念,它的提出为划定和品评历代书作书风构建了宏观的概念范畴。但由于其提出后有载体、风格、书体等几个层面的不同解读,也给后人的实际运用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如“碑学”一词最早提出见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显然,在这里“碑学”的研究对象为北碑,此外也有认为“碑学”就是“北碑加篆隶”“北碑加唐碑”的等等。近现代以来,书史研究中对“帖学”的误读亦很常见。

客观上来讲,“碑”和“帖”的称谓自古有之,都属实体性名词;而“碑学”和“帖学”则是后来书法研究者植入的概念,属抽象性名词。也就是说,“碑学”和“帖学”正是以“碑”和“帖”为研究对象的,那么“碑”“帖”的含义变化,“碑学”和“帖学”自然有不同的诠释。要溯本清源,我们不妨先从“碑”“帖”的概念入手展开讨论。

《辞海》中关于“碑”有“竖石”“石碑”等若干不同层面的词条解释,而“帖”亦有“写在帛上的书签”“书疏”“石刻、木刻的拓本,书画的摹临范本”等若干词义,显然这些都是基于功用角度的论述,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书法理论史中诸家的观点。

关于“碑”,康有为在提到邓石如时说:“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在重点彰显南北朝碑的艺术价值时又说:“秦、汉分目,略见所说《说分》、《本汉》篇中,今将南、北朝碑目必当购者,录如左。”从这些只言片语可以推见:一、康有为书论中“碑学”当是包含“秦汉碑版”“魏晋南北朝碑”“唐碑”在内的书学研究系统;二、载体是石质碑刻(不包括钟鼎款识);三、系统中包含的书体有篆、隶、楷,皆属“正书”范畴。

对于“帖”,阮元《北碑南帖论》云:“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 所以在清后期书论家的眼中,“帖”是包含卷帛纸质墨迹、刻帖在内的书学研究系统。他们的言论对所谓的“帖”作了潜在的规定:一、时代不确定,主要集中在魏晋以来;二、必须是写在绢、帛、纸等常见而便携的墨迹载体上,或者经过翻刻和摩或拓最终形成的纸质载体才叫作“帖”;三、对于“帖”的书体未作规定。

在现代的碑帖研究中,有观点认为“‘碑’泛指除刻帖之外的所有石刻文字形式,‘帖’则是专指刻帖”(欧阳中石主编《新编书法教程》第75页,2008年1月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由此子概念推展,有关学者得出如下结论:“‘碑学’是研究考订碑刻的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帖学’是研究考订刻帖的源流、优劣、拓本的先后好坏,以及书迹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而刘恒先生在其著述《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帖学’是指宋、元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碑学’则是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在此问题上,国内外书法学者还有诸多不同的声音,尤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则关注碑帖实物即文字载体的状态,一则着眼于碑帖对于书法本体和历代书家的意义和影响。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的阐释,都无可厚非,但又难免有抵牾之处。有学者称:“碑学”虽言石刻,然既涉及秦汉篆隶书风,近人又将“金”“石”并称,却缘何将商周金文排斥在外?唐有行书入碑,按载体当属碑刻范围,但按创作风气又属二王秀雅一路,当划入“碑学”还是“帖学”?秦汉篆隶的刻帖算“碑学”还是“帖学”?王羲之的隶书墨迹算“碑学”还是“帖学”?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研究者,“碑学”和“帖学”在实际研究中的混淆自然在所难免。

那么,究竟“碑学”和“帖学”能否涵盖整个的书法系统,将纷繁复杂的历代书迹研究体系一分为二?“碑学”和“帖学”能否代表典型的书法特性有效地描述每个历史时期的书法风格?答案是否定的。武断强分或者过于求全容易把理论问题引入歧途。

笔者认为,书法的美学评判系统并不等同于一个一分为二的矛盾系统,“碑学”和“帖学”也不例外。问题的起因是“碑学”“帖学”概念自产生之初便没有明确的界定,也并不严密。以“碑学”为例,康氏提出之初特指北碑兴起之社会风气,对秦刻石和钟鼎款识则鲜有提及,未穷“篆隶之变”而直言汉魏,显然在碑学研究上也并未“溯其源流”。可见,时代、书体、材料的遗漏或者妄加都会引起更大程度的混乱,书法作品的流传亦会造成书风、载体的变化,增加界定的难度。既然书风因载体流传、时间变迁而异,故如果我们从载体角度对“碑学”、“帖学”的初始形态(即书法作品最初的流传形式)进行某些预设,则有益于问题的明晰化,预设如下:

“碑学”:一、古代遗迹;二、石质;三、初始形态为石质,无论如何翻刻、摩、勒,最后归为何种形态,都入“碑学”研究范畴。“帖学”:一、古代遗迹;二、初始形态为纸质,无论中间过程如何翻刻、摹、勒,最终归为何种存在形式,都属“帖学”。其实就是把“碑学”“帖学”看作以初始研究对象为本体的学问,研究因载体的变迁而更新,定义却不因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而反复。这样以来:“三代”遗迹不入“碑学”;唐碑显然属“碑学”范围;王羲之的墨迹皆属“帖学”;等等,上述提到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样界定虽然未免武断,但也避免了很多简单的误读。如果机械地把以篆、隶、楷为研究对象的列为“碑学”、把以行、草为研究对象的列为“帖学”,或者把严整、刚劲、雄浑一路的书风列为“碑学”、把秀雅、飘逸、跌宕一路的书风列为“帖学”,则更容易使问题复杂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考古手段和学科建设的进步,“碑帖之争”理应有一个客观的结论。我们应当树立“大碑学”和“大帖学”的理念,使“碑学”“帖学”的定义既能起到区划书风流变、竟其源流的作用,又能为现代书法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创作线索提供便利,而不是带来理论的争议和混乱。“碑学”、“帖学”问题既是书法史的遗留问题,亦是现代书法史论研究的前沿话题,笔者学识所限,管见所及处必不免疏漏,还请方家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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