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流派是可以打造的吗?
时间:2010-12-21 | 来源:华夏艺术网 |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去向一位智者请教,如何才能超凡脱俗。智者把他带到一个铁匠铺,指着里面堆积成山的铁料给他看,说,眼前这里的每一块铁料都平凡无奇,经过处理打造以后就截然不同了。说着他随意拿起其中的一块铁料交给铁匠说:“把它给我打成一把短刀!”铁匠把铁块扔到火中,拉动了风箱。烧红后放在锻造台反复锻打,最后又磨砺了一番,一把精光闪闪的短刀便打成了。智者把短刀又重新扔在铁料堆中说,“它就是原来的那个铁块,但是经过打磨后已经明显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了目标,有了规划,然后排除万难,寻找到方法,是可以实现自身的既定目标和理想,也就是说目标的实现是可以通过打造的方式完成。试想,人类进化到今天的历史,哪个目标的实现不是按照人类本身的意愿、理想、设定而创造产生的呢?
其实这样的例子显而易见,不胜枚举,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皆是先有设想,再有试验,最后验证。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按照自己设想的蓝图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的、高科技的信息化社会形态。不仅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举我们最熟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她是继古希腊、罗马后的欧洲文化史上的第二个文化高峰,她的蓬勃发展与当时佛罗伦萨的艺术赞助人有着密切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人主要是市民团体、宗教团体、王国、公国和宫廷、富有的家族如美第奇家族等,而这些艺术赞助人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和佛罗伦萨,这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环境有关。这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并且文艺复兴的三杰全部诞生在意大利。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大型商业城市十分富裕。十字军东征令欧洲人眼界大开,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的商人,都争相取得欧洲与东地中海之间的贸易。这些商人从商业活动中累积了多余的财富后,便开始以艺术来美化自己的家乡和城市。雕刻品、绘画、建筑、音乐、诗歌和文学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超脱了从中古时代起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宗教题材,解放人们思想,从而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有人研究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画家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取决于能否找到好的赞助人。例如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洗礼堂东面大门上,由雕塑家吉贝尔蒂创作的《天堂之门》青铜浮雕,就是在15世纪初,由意大利的羊毛商行会组织,在宗教允许范围内通过委托形式完成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基罗对这组浮雕作品赞赏不已并给该作品命名,也有后人称这件作品的委托和创作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米开朗基罗的赞助人是教皇朱里十二世。1505年他在罗马奉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之命,负责建造教皇的陵墓。1508年,米开朗基罗又奉命回到罗马,教皇让他创作西斯廷天顶壁画。米开朗基罗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他并不喜欢画壁画,他酷爱雕塑,他是以雕刻家的身份稳定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但在教皇的一再坚持下,他还是妥协了,最终接受了这项委托。他所完成的天顶壁画都是在教皇的旨意下,通过赞助人的委托来实现的,否则他很难在当时找到300多平方米的天顶,很难靠自己孤身一人的力量花费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幅世界闻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后来米开朗基罗在1536年,又回到罗马西斯廷教堂,用了近6年的时间创作了不朽的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而达·芬奇的很多名著如《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也是通过有人赞助方式完成的。《蒙娜丽莎》的委托者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乔·贡多,所以后人研究说《蒙娜丽莎》的原型是乔·贡多的妻子,也有人称这幅画叫《乔·贡多夫人像》。由此看来,文艺复兴借助了一批对人文主义艺术充满热爱、并具有人文主义审美眼光的艺术家和赞助人,把文艺复兴艺术推向巅峰。在这里,艺术赞助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审美取向使艺术家无法摆脱赞助者对作品的要求和愿望。如后人对美第奇家族的研究成果表示,“不能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但没有美第奇家族,意大利文艺复兴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
西方的艺术赞助人除了扶持画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按照他们个人的审美意向和品位打造艺术家,促成艺术流派或艺术潮流的向前发展。在西方最早研究艺术赞助与艺术关系的学者是艺术史家瓦尔堡,他在考察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提出,肖像艺术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纱染厂商和丝绸制造商喜欢华丽服饰的审美兴趣有关。而西方研究者在研究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风格和社会的关系中也提出,15世纪的绘画系某种社会关系的积淀,为绘画所作的画家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品位均受制于某些商业的、宗教的、从最广义上说是社会的制度和惯例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艺术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物质和赞助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当时的赞助者不仅要支持画家通过给予较高的报酬来完成作品,还可以决定作品表现题材,并带有很大的主观引导倾向左右着画家,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一个地域画派主动走上前台,更明确,更肯定地实施一系列措施,进行目标打造有着异曲同工之义。
由社会等因素打造艺术家和艺术风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现代名气最大的现代设计包豪斯艺术院校,是德国魏玛市的一所公立学校,也是由魏玛市政府向包豪斯提供的经济援助,它的审美追求和现代理念也有很多人为打造的因素。而英国的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更是英国政府全力倾情打造的结果,这和英国文化的发展战略不无相关。1924年摩尔获得国家奖学金出国赴意大利学习,回国后在皇家美术学院任教。摩尔创作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圣母子》就是接受委托为北安普顿的圣马太教堂所作。战后,英国政府更是积极创造条件,把摩尔推向世界。在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他曾出访美国,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个人展览,受到舆论的高度赞誉,一举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雕塑大师,并接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而作的许多建筑雕塑任务,获得多项国际雕塑大奖,成为英国艺术的象征。
至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当代艺术”,更可以说是一种“美国艺术”,“它的形成发展和确立,除了内在的西方艺术史文化逻辑以外,完全是由美国推动、促进的结果,它直接由美国所主控,代表了美国的文化精神。”实际上,这种“国际当代艺术”形成于二战后的美苏文化冷战时期。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方各国建立“文化自由大会”,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夺取了西方艺术的主控权,到1979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马歇尔计划和160多个基金会的巨额资金,全力在欧洲宣扬“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使艺术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角,凡是苏联(现俄罗斯)提倡的艺术形式美国皆反对,凡是苏联(现俄罗斯)反对的艺术形式美国就全力倡扬。用加拿大法裔的艺术史学家吉尔博的话形象比喻为这是一场“文化战争”,“美国文化像潮水般涌向欧洲”。从1946年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把钞票买下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支撑艺术家进行毫无后顾之忧的创作,而使原来左派的许多抽象主义表现艺术家都转变成为坚定狂热的反共人士。中央情报局、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形成了纽约现代艺术的强有力的三位一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长期由洛克菲勒担任。而且美国从1955年策划卡塞尔文献展开始,表面上是由艺术家倡议,实际上是美国出钱搞国际展览。就这样中央情报局等国家机构通过执行美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一步步把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行为、极简、观念、装置、影像等美国式艺术确定为当代艺术的主流,由此把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移到纽约。试问,谁能否认美国的当代艺术在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谁又能否认美国的当代艺术不是国家权力机构人为打造的结果?
国外的西方艺术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美术史上社会力量对画派的赞助和打造。且不说北宋的徽宗和南宋的高宗对画院的打造,是一种“政府”行为,当时社会、画家的审美趣味完全由宫廷决定;以及中国古代历代的墓葬壁画、宗族祠堂、牌坊、碑墓等均是由宫廷、画院、寺观、收藏人和文人集团支持打造完成的。就说活跃在民间的明清时期的扬州画派与海派的兴盛,也是由于他们当时所处的地理和经济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市场的供需关系和扬州的盐商打造有关。当时扬州是两淮盐运中心,有着雍正、乾隆两朝时期全国最富有的大富商贾,资本雄厚。以他们为主的商人,推动了清中期扬州绘画的兴趣与异趣的出现。盐商以个性化、世俗化、新异化为特点的审美好尚,表现在对书画艺术的要求,扬州八怪的不受古法束缚,敢于领异标新,即在行为和艺术上多多少少地顺应了扬州市民阶层和商人高层新的审美需要,而推动了扬州画派的发展。而海派的形成更是这样,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来自外地往来于沪的画家更加职业化,寓寄在上海的画家目的就是卖画,而在上海的实业家和经营商业资本家成为赞助绘画作品的主要社会力量。这一处境势必要求画家自觉考虑买画者的要求与口味,这是一种主动的适应。
通过我们对历史上国内外艺术流派和艺术家风格与赞助者的关系的梳理,我们不难得出艺术流派和艺术家风格的成因虽然由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但也与一定社会时期的政治、宗教、经济、地域等外在条件密切相关,而这些恰恰就反映了打造者的主观意志,并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为后人所承认。因而历史上画派的产生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虽然多由后人总结追加承认,但是不能否认当时的艺术赞助者们打造的主观能动作用。历史尚且如此,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的知识年代和信息时代,应更加强调社会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调动与发挥,有何理由不能与时俱进,主动积极自觉肩负起发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光荣使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画家凝聚起来,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自己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画派是可以打造的!而打造画派也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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