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莲法师的佛学人生与弘法实践

隆莲法师的佛学人生与弘法实践 （第五稿） 作者：陈沫吾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隆莲法师，曾被尊称为“巴蜀才女”、“中国第一比丘尼”。她一生潜心修行、治学并着力于人才培养教育，精通外语、儒学、古代汉语、医术、诗词、书法、绘画，著书、译著甚丰，才学蜚声中外，备受世人钦仰。 一、隆莲法师生平简述 隆莲法师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纯；法名隆莲法师、仁法，别号“文殊戒子”、“清时散人”；清宣统元年旧历三月十三日（1909年5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上土桥街桂华寺（后为乐山县女子中学）对面的游氏世宅。父亲游国辅，母亲易惠椿。法师幼承家学，3岁习诵古诗，旋后自学高中数、理及文、史、哲知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从一位美籍女教师学英语，向法尊法师学习藏文，以后又学诗习画，钻研中医，悬壶济世。1921年，她入乐山县立女子小学读书半年，是年皈依三宝。2006年11月9日，法师在成都爱道堂安祥示寂，享年98岁，僧腊66年，戒腊66夏。 法师一生所著诗词主要收录到《隆莲大师文汇》中；诗词书画方面主要有《隆莲法师诗词选》、《翰墨佛心》行世；主要文论，至今还未有完整的结集刊行。 二、隆莲法师的思想述要 隆莲法师的思想与世界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爱国思想 隆莲法师深受儒家和释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始终保持着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教之心。在隆莲法师创作的近千首诗词中，有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厚感情，战乱中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强烈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上规法师之陵，诗律谨严，炉锤功深，不仅清词警句，层见叠出，而修持之严，爱国之殷，利生之忱，亦充溢楮墨间。”这是赵朴初在《隆莲法师诗词选》序中的评价。 《读孙子》一诗是《隆莲法师诗词选》的开篇之作，全诗68句，作于1926年萧瑟的深秋。时值国家四分五裂，乱象纷纷，迫使法师从“闻说孙子法，闭目不肯睹”（《读孙子》,下同），到“晨兴展书卷，乃观孙子辞”，欲从“讽诵传千古”的《孙子》中，寻找救国“法”宝，毕竟“空谈无俾实”。法师发现，《孙子》其实并不是专门教人打仗杀人。她为“世人用其法，几辈得其神”而感到郁闷。孙子“心”在“诱以霸王利，导之仁义行”，“志”在以“斯道救斯民”；孙子“术”可与孟子之仁相比，孙子“怀”可与墨子之诚相论。“慎战非攻意，反覆何殷勤”，足以表明孙子的苦心。隆莲法师认为，为了适应“凶器未废”、“危机常存”年代的特殊需要，有必要准确运用孙子之道，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强兵意识。当时法师仅17岁，不但读出了《孙子》的基本思想，而且充满了忧国忧民意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时在成都女中教授数学的隆莲法师，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当时法师已经参加了“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其国文作文之题《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说》是选自《庄子徐无鬼》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真正优秀的人才想的是振兴国家，而中等人才却只想当官掌权。法师凭借充实的史学功底，结合社会现实，从有志兴朝的人必须出于公心这一论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国家分崩离析之际，人民处水深火热之中，有志君子将出而存危理乱，其术安在？曰：在公，唯公生明，唯明生治……”（《隆莲法师传》第66页）。她明确指出，如果为官而只为谋取一己私利，那么终将“众叛亲离、亡国丧身而不悟，如秦之二世、法之路易十六，何莫非一私字而蔽之。为政者于此可以鉴矣”（《隆莲法师传》第67页）。“指日宪政告成，宪法公布，秉至公之心循法治之义以为政，是又不仅沾沾于若何而招，若何而中而已”（同前）。文章末了，她提出国家应当是“法治”而不是“人治”的见解。在此之前，法师还有一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论》的文章，与本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见解，竟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令人称奇。它们反映了法师对如何改变国家面貌，曾进行很多有益的思考。 （二）佛学思想 隆莲法师生长在一个世代书香、家世信佛、且开放自由的民主家庭环境里，自小随外婆和母亲礼佛，初修净土法门。同时，因父亲从政，她较早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眼界自然比较开阔；随着年龄增长，学问进步，通文懂史，知书达理，遂有了自己的意愿和志向。作为僧人，隆莲法师显出佛家的终极关怀，饱含信仰的激情；作为学者，她能够独立思考，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佛法，在实践中采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哲学相参互的治学方法；力求返归“文本”，从缘起无常到真常唯心，从实际到理性，追寻佛家第一义。 深入了解隆莲法师的主要著作之后，觉得她的思想清晰易见却难以准确把握。她以当代具有创新意识的开明的佛学大师形象享誉国内并及台、港、澳地区乃至东南亚国家。总括起来，隆莲法师在佛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创新有二：一是理论上返归释迦之本教，即缘起无常，而非真常或梵化；二是特行于人间佛教之探索，非谓佛教鬼神之佛教，而是“人的佛教”。 隆莲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必须与时俱进，她继承先辈的精神，敢为天下先，追求超越。在现实中，超越的转换向外便成为对社会污浊面的否定，即实现至善、至美、至公、自然淳朴的人间净土；向内则是超越名利、荣辱、得失、乃至生死的欲念，而臻高尚的道德品位。从这两个方面讲，隆莲法师所作的一切都是值得肯定的。她对中国现实佛教界定为“人民的宗教”，即民间信仰，尤可见其作为一个学问僧的理论高度。 1931年到1941年十年间，法师常去少城公园内的佛学社听能海法师、王恩洋居士、刘洙源居士、法尊法师等人讲经，跟随悦西、东本格西和法尊法师学习藏文，从未间断，故法师就从修净土宗改修密宗了。当时听讲内容主要是佛法大乘中观、唯识系统的论典，要求学者发“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的菩提心，重视慈悲心的培养和六度四摄的实践。这对她出家之后经过磨砺、提炼而逐渐形成的大道博爱奠定了基础。 “无神”、“无我”，是法师做人修持的原动力。法师说：“人们都宣传宗教理论是有神论，其实佛教是无神的。佛、菩萨，她们不是神，不是宇宙的创造者，也不是宇宙的真宰，她们都是已故的先辈。我们塑像供奉她们，是展示她们伟大的人格，完善的人格，是让后人学习她们，用佛菩萨的人格感化众生”。而眼下各寺庙香火日旺，但礼佛的众生多数是求佛保佑，消灾降福，或以拜神作为寄托、慰藉、时髦、归宿，往往不知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伟大人格，不知辩证的、无神的、博大的、无私的、顽强自信的、圆满究竟的人格力量才能给人以光明大道。佛教讲的是因果，有因就有果。无论何人，造福者是自己。只要我们以戒为师，不远他求，以佛菩萨的人格为楷模，即可得法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隆莲法师的佛学思想应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她的佛学思想既反映出当今社会佛教发展的特点，也对今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策励和影响。 　　首先，无论是她的法性论，还是她大小乘融贯的思想，都和出世主义的宗教实践紧密结合，所以隆莲法师的佛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由于她偏重于义理的研究，并使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发挥作用，较容易在百姓中产生影响，从而扩大了佛教的流传面。 　　其次，她的佛学思想是紧密地结合现实社会生活的，也就是说她的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她在多种场合强调佛教在现实中的作用，认为佛教能起到礼教所不能起的作用。她以超脱的面目取得时局的支持，同时致力于调和沟通僧侣和世俗之间的认识，使佛教在现实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三，隆莲法师以佛学为主，融合吸收了儒家和老庄思想，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民意的佛教伦理，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隆莲法师的佛学思想顺应了这种趋势，比较容易为各阶层所接受，从而使佛教能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得到发展。 　　第四，她调和佛教内部矛盾以求取得统一。她认为：“佛法是一味的，不应当分宗立派。当初佛说法时就只有一味，止恶扬善、普度众生。”她还认为，长一宗专一宗是必要的，.....广采博收，谁有学问就向谁学习，不挂哪个的牌子。关键是学习根本精神。这在当时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十分有利。 　　第五，她创办四川尼众佛学院，积极培养“僧才”。她认为“办学的目的不是赚钱财，而是为了赚人才。”她广泛组织大小乘经、律、论的翻译。她所在的成都“爱道堂”、 四川尼众佛学院僧团，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僧人。 　　总之，隆莲法师的佛学思想及其宗教活动，都具有一定现实与历史意义，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文艺思想 隆莲法师的文学素养与艺术功力十分深厚，书法早年习颜体，后学习赵体和苏字。其书法清秀娟丽，韵味隽永，自成一格，蜀中诸刹及名胜之地多有收藏镌刻，被列为国家文物。其诗词多追随杜甫、李清照，作品脍炙人口，艺术感染力强，令读者久久不能忘怀。她说：“作为诗，首先要有丰富的情感。”还说：“我们出家人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也要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打交道。超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诗也好文也好，说空话不行，要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她进一步强调，诗的写作，“首先是创新。一般来说，新诗是指的白话诗，旧诗是指的文言诗。其实最早的诗还是白话诗，只不过是提炼了的白话。我以为诗在文体上的新旧不重要，文体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的。重要的是内容上的新旧。无论是白话诗还是文言诗，你都不能陈陈相因，尽写些陈词滥调。诗要创新。其次，诗要有个性，要有自己的见解。再者，诗还应当超脱些，庸俗的东西不能成为诗。” 隆莲法师写诗，充分体现出“人间佛教”和僧人与现实社会的应有联系。如法师所作《总理逝世一周年志悼》：“寒雨东山湿，浮云掩太清。九州潜涕泪，四海惜英灵。此日忠奸白，她日史册青。春风新宿草，遗爱遍人心。”《一九八零年赴京道中》：“又上征轮出剑门，十年风雨定惊魂。喜看慧日披云出，万岭千峰礼世尊。”“千古高风两智炫，蜀人为法好周旋。宗门有幸开新运，我亦来看雨后天。”诸上以及1993年所作《未必五首，诃五欲也》等，都反映出法师的文艺思想是追求超脱尘世的。她的“超脱”是以更高的思想境界面对尘世，并非脱离尘世。以上诗篇即是明证。诗中充溢慈悲无欲精神恰是法师的思想光辉，是佛法慈善的具体体现。作为出尘人尚能如此关切民生，我们这些“尘中人”当深感愧疚。 有人认为“僧人是脱离现实社会的。”其实，佛教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尘世，正如禅宗六祖慧能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教的大乘菩萨道精神是“众生有苦即我苦，众生有难我去度。”行大乘愿须慈悲满怀，而非俗见之“心如死灰”。隆莲法师行大乘愿秉大乘菩萨道精神，发之于诗。她的诗文中因其人文思想教育价值而焕发出夺目的光芒。 三、隆莲法师的弘法实践分期 “人间佛教”思想对于佛教界来说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前途命运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佛教是在不断地面向社会，面向人群，积极进取，创建人间净土，逐渐地适应社会，利益人群，使自己不断地发展和兴盛。隆莲法师是一位“人间佛教”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一生为教育奔波操劳，积极创办和领导四川尼众佛学院，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高佛学知识、文化素养的佛教人才，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她弘法实践的最好方式。 (一)发愿启蒙期 1940年，隆莲法师写下《十大愿文》的志愿书交给昌圆师父，表达自己决心皈依三宝，了断世俗，投身佛门，做一名佛教徒的意愿。1941年农历六月十七日上午，隆莲法师正式在成都武胜街的莲宗院剃度出家。隆莲法师出家后，尊经、读经、念经、释经，成为她每天礼佛的最基本活动。 佛教的实践，让人行善修性，可以使人更进一步人性化，这是积极的一面。然而佛教实践也发展了佛学理论中许多错误的东西，如不正确解经、释经，其所形成的一些繁琐礼仪，会使人消极、麻木、迷信，使人虚无、悲观、厌世。为此，隆莲法师发愿一方面听师父讲经传法，一方面积极钻研阐释《入中论》，同时还为其他佛教徒讲授戒律和《俱舍论》。 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隆莲法师由在家走向出家，从世俗女校教师转变为佛教女众教育者。她于1942年出任其剃度恩师昌圆法师创办的四川莲宗女众院教务长和讲师。在莲宗女众院的教学和管理的实践经历，为隆莲法师以后自办高等佛学教育学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她发愿一生要把弘法实践融汇到佛学教育的人才培养中的启蒙时期。 （二）历练蓄势期 隆莲法师有法语说：“佛法是心学，是治心的学问，因我们心中有毛病不见自性，需要医治，所以我们要学戒定慧，由戒生定（戒是因，定是果）；由定生慧（定是因，慧是果）。不依戒不能得定，故先学戒，依戒得定，得定后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断除烦恼，医治心病。”她又讲：“欲修行必定先学，不学则导致盲修瞎练。修行切防走错路，因此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一定要找导师引路，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昌圆法师圆寂后，个别假以“修行学佛”为名的人，想操持爱道堂，想尽各种办法打压隆莲法师，丧心病狂到要杀人灭口的地步。隆莲法师为此病倒，神经衰弱，影响到正常念佛，遂不得不在成都石羊场修筑茅舍避居修行。新中国成立后，伪道势力被政府镇压，是年法师正值不惑之年。继后，她翻译藏文经书《入菩萨行论广解》（杰操注）十卷。1953年，她被省政府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参加了《藏汉大词典》、《世界佛教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等的编写工作；十年“文革”期间，爱道堂也未幸免被造反派打砸破坏，昔日安静祥和的修行之地，被三个生产组占用。她抱病长假与母亲和静师父蛰居在爱道堂，虽然不能着僧衣和做佛事，却持在家僧的信念在心里默默念佛。 1976年10月，“文革”宣告结束，1980年，“文革”中被破坏的新中国宗教政策重新得到落实，72岁高龄的隆莲法师自己将被迫蓄长的头发重新剃掉，并应邀出席了第四届中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会上她提出了创办尼众佛学院的建议。事实上，早在“文革”之前，她已开始在爱道堂给年轻的比丘尼和居士讲经说法了，只是并不系统。建议提出后，在各方为此事奔忙筹划之时，隆莲法师即开始利用“文革”后铁像寺恢复迅速的优势开始了她的教育探索。 她将草创的前期佛学培训班取名为“吉祥律苑”，表达其对能海上师的纪念以及重整戒律的愿望。能海上师在五台山传法时，所主持的道场正是清凉桥“吉祥律苑”（又名吉祥寺）；而她选择“吉祥律苑”作为自己的道场，是有心弘扬佛教戒律之学。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僧纲不振，出家人不守戒、不如律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隆莲法师也有意要为年轻的比丘尼传授戒律方面的知识和仪轨，所以在培训班的课程中安排了大量戒律内容，以期由戒而定，由定生慧。 “吉祥律苑”的存在给赵朴老、明旸法师等中国佛教界领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最终决定将第一所全国性高等比丘尼学院创办于此。 （三）实践弘扬期 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国佛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国家级佛教人才的高等学府。然而，中国佛学院只对二部僧中的一部敞开大门。有鉴于此，佛教界一直都有创办同等级别的比丘尼佛学院的呼声。隆莲法师抓住培养出如法如律的高素质尼僧，帮助南传佛教国家完成二部僧授戒，以恢复比丘尼传承的特殊国际背景这一大好时机，正式在四川铁像寺着手“四川尼众佛学院”的创办。 1983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并上报国务院办公厅行文批准（[1982]60号），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尼众学僧的高等学府——“四川尼众佛学院”在铁像寺正式挂牌成立，隆莲法师出任院长，于1984年秋正式招生。 隆莲法师说：“佛门文化博大精深。过去的出家人，有人为信仰修行，而更多的是穷苦老百姓投靠山门，当了僧尼，没有什么文化。现在社会发展，佛教不仅是宗教信仰，更作为一种文化得到发展，中国比丘尼的传道授业登堂入室，纳入了国家办学招生的序列，为中华佛教培养一代有高等文化的佛徒，是一个伟大事业。”她说：“佛教精神是利益众生，要忘我奉献。”并亲笔书写“利己利人勤修三学，爱国爱教上报四恩”对联悬挂在经堂。 隆莲法师在佛学院大力推行道德教育、管理教育和研究教育。她认为佛教寺院的管理人才应该具备佛教道德观和管理智慧，德才兼备，尤其要发扬大乘菩萨精神，有普度众生的意愿。而教学人才不仅要有所专精，更要圆满掌握佛教的理论和知识。她提倡广学多闻，在各宗各派上不可存有偏见，最好能遍览三藏，对各派思想都有所了解，以免因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孤陋寡闻歪曲了佛经原意。在研究人才培养方案上，她以身作则，主张搞研究要与时俱进，要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课题。 佛学院开设四个班次，每班学制三年，共十二年，即培训班、中级班、专修班、研究生班，聘请高僧们专授佛典，另聘中文、英语教师担任普通文化课的教育。 　　隆莲法师的理想得到实现，毕业的学员们一一返回各地名山寺院或各地方佛协，成为国内当代受过正规佛学高等教育的女佛徒。她们担负起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一些优秀学生继续深造，读研究生课程。隆莲法师治学严谨，言传身教。她集佛学的戒、定、慧三学任务于一身，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她每周在爱道堂和铁像寺两地巡回奔波讲学。她讲课通俗易懂，玄机妙理，引人入胜。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有空闲，就手把手地指导弟子学习书法。她每天为弟子们阅卷、改作业，读经书直至深夜。 隆莲法师办教育、办学院的最终的理想是为建设人间净土服务。因此，她对佛学院的领导管理始终贯穿着人间佛教的精神主线。隆莲法师强调佛学院的精神是“依戒定慧为天人师，无为无逸多闻多思”。她提倡佛教教育在继续佛陀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关照人世，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新知识、采纳新技术。佛学院不能把自己捆绑起来，与世隔绝。佛学院的学生，不能违背世间法，不能违背世间的法律法规和脱离社会现实；要圆融应机、善巧方便。隆莲法师认为，佛教是庄严国土、利乐人民的宗教，而佛教的教育则是关于如何做人、如何树立出家人形象的教育。为此，她教导学生要修十善、守五戒；要培养四种心：慈悲心、大悲心、智慧心和平常心；要学习大乘菩萨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的无私无畏精神。 四、结束语 隆莲法师是当代著名的高僧大德。她坚持独立思考，重历史、重逻辑，敢于说真话；其著述等身，义理深邃，非深究而不能得其解。她主张以佛法研究佛法，循历史和逻辑的脉络，追寻佛家第一义。她坚持“人间佛教”，在实践中从不苟同佛门鬼、神论之说，以出世的精神，创办入世的佛教教育事业。她认为佛教不仅是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文化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隆莲法师把中国社会的佛教定为“人民的宗教”。她在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维护国际和平和僧才的培养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否定创世的上帝或神的存在，是她佛学理念的本质特征，也是她佛学研究独领风骚之处。 笔者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缅怀一代高僧大德——隆莲大法师，文中有不严谨之处，望十方众生、方家和同仁匡正。阿弥陀佛! 主要参考文献： 裘山山：《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传》，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版。 王志远：《隆莲法师大师文汇》，华夏出版社 2011年版。 陈沫吾：《博爱天下 铺道人间——我心中的隆莲法师》，《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