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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叶茂 厚积薄发——周啸天访谈录

时间:2013-02-27 | 来源:刘国 | 阅读:2804次

根深叶茂 厚积薄发

——周啸天访谈录

 

刘国

周啸天号欣托,1948年5月生于渠县城关镇。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诗学中心研究员、四川李白学会副会长。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周啸天《唐绝句史》,被前辈专家认为是建国后有创造性见解和开拓性的文学专史。他是《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获国家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中撰稿最多的作者,责编汤高才在《书林》杂志发表文章称他“为文言简意赅,思路开阔,颇多精辟独到之见”、“给人印象最深”。在此基础上,他后来陆续主编了一系列鉴赏辞典,并撰《古典诗词鉴赏方法》一书,在海峡两岸发行,被台湾学者誉为“大陆诗词鉴赏第一人”。

在当代诗词创作领域,周啸天独树一帜。其《欣托居歌诗》2005年公开出版后,得到王蒙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传统诗词有所突破、读来甚觉畅快,誉为难得的奇书。浙江诗人方牧,称这本书可列入近六十年诗词集的“十佳”之一。周啸天近著《不会吟诗也会吟——诗词创作十日谈》,对当代诗词创作提出了通达的主张。此外,他还曾任八集大型文献专题片《邓小平与四川》总撰稿、执笔人。历年荣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四川省高校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周啸天在青年时代,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识青年,后来被推荐选拔为工农兵学员,本科所学专业为数学,研究生攻读的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为唐宋诗词。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可谓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周啸天初中时代,就读于渠县第二中学。那时,我是他的校长。面对众多的学生,我除了知道周啸天在校时成绩拔尖以外,对他的其他情况、特别是后来的情况知之不多。直到退休后,我也喜欢上诗词,为结集《春潮集》一书,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于是找到了这位往日的二中学生、今日的川大教授,有了较多的接触和切磋,并作了专门的访谈。

 

一、每一本书都替我打开一扇新的窗子

 

周啸天生长在教师之家。母亲余洪毅为渠江镇第一小学教员,四川省模范教师,曾任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职。父亲周孟图系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渠江镇第一小学校长。周啸天儿时,由于父母工作很忙,他是在祖母徐氏的膝下长大的。徐氏粗记姓名,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箩筐,却有满肚子的谜语、儿歌和故事。周啸天从小就喜欢谜语,喜欢它的智慧,喜欢它的有趣,喜欢它的琅琅上口。儿歌还教他开阔的心胸,并教会他押韵。

周啸天最初提笔写诗,是上初小时,赶上诗歌的大跃进,那时,他鬼使神差地写了三段词,一段是:“我们是一群小学生/但有热爱祖国的心/美帝想霸占全世界/我们坚决不答应/剥它的皮来抽它的筋/叫它纸虎现原形”,内容之趋时、可见“风俗”之移人,但它合辙押韵,使老师感到惊奇,拿到班上当范文朗读。

在中小学时代,周啸天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这得益于他的自学习惯;得益于他和父亲分享一张书桌,面对面地看书;得益于父亲拥有丰富的藏书。原来在1937年,川东北地下党负责人唐毅策划创办“新宕书店”时,指派周啸天的父亲周孟图担任该店的法人经理。书店与重庆、上海的几家进步书局联系而获得进货书源,同时开展代购新书和代售旧书的业务。周孟图是个生活俭朴而嗜书如命的人,有了这样的便利,自己也购置了大量的图书。新中国成立后,周孟图出任小学校长,分到三室一巷,就在那一个巷道里安放一排书架,几摞书箱,做成一个家庭书库。

周啸天回忆说,他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便是在这个书库里度过的。正如高尔基说的那样,“每一本书都替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子”。在念高小时,周啸天偶然读到一本《谈天才》的小册子,其中有几句名言,使他终身受益。一句话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所知道的,我都想知道。”这句话激发了他很强的求知欲和多方面的爱好,他从不偏科,各门功课都保持着年级第一。另一句话是:“要学好一门学问,先学好它的ABC。”这使他每学一门功课,都注意把基础夯实,把书读薄。还有一句话是:“要循序渐进。”这使他注意点滴的积累,不好高骛远,粗枝大叶。

周啸天小时候对父亲最大的要求,就是每个星期天讲一个历史故事,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稍长,父亲不讲了,就允许他进巷道书库里自己去囫轮吞枣地读,从不做任何的辅导或讲解。他最初是漫无目的,无书不翻,后来在父亲订阅的《语文学习》期刊上翻到一份必读书目,从此他的阅读就变得系统起来。到高小时,父亲又经常对他讲徐特立的一句话:“不动笔墨不读书”。于是,他又养成了记日记、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写作的习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坐到桌前,就能进入状态;临场作文,总能思如泉涌。

 

二、试看明日栋梁材定是而今校里人

 

周啸天小学毕业,就读于渠县第二中学,那是1961年至1964年,国家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学校大力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生在开学第一周,须上山挑炭,来回在约二十里山路上,挑完三百六十斤炭的限额,才能下山。周啸天说,他读书的用功,非常得益于体力劳动,因为经过体力劳动,他深深感觉到,读书实在是一种幸福。

二中时代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学校有良好的校风,学生的纪律性很强,有浓厚的读书风气,有优秀的老师队伍,整个学校是生机蓬勃的。周啸天回忆说,在二中的师遇很好。语文老师杨石如,有深厚的国文功底,又擅长书法篆刻。他从杨老师那里借阅过《中华活页文选》,观摩过他的印谱,受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地理老师蔡真如年轻时当过兵,走南闯北,心中有一部活的地理,能随手画图,出口成章。在讲到大西北时,曾当堂吟诵《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给周啸天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就在那一刹那,他就爱上了唐诗。在父母问他要什么生日礼物时,他提的要求是唐诗、宋诗、毛主席诗词等等,县城里买不到,大人就托老友从省城寄来。

在二中,最好的朋友也是凭唐诗结识的,初二时有位插班生叫朱定中,晚自习时串到他的座位上来,在煤油灯下,和他比赛背诵唐诗。一来二去,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朱定中曾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七律,前两句是“渠县二中何处寻,南桥头上树森森”,结尾是“试看明日栋梁材,定是而今校里人。”虽属板报体,也很难得了。

那段时期,周啸天从校图书室借阅了大部分的《沫若文集》,郭沫若诗文对他的诗歌和文体观念有很大影响。他非常喜欢他那些原创的粗暴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诗篇,喜欢《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匪徒颂》《天狗》超过喜欢《地球,我的母亲》和《炉中煤》。周啸天说,他觉得郭沫若的那些诗是震撼心灵的,须用超审美的标准来评价的伟大之作,没有人比郭沫若把激情表达更好的了。郭沫若的诗论,关于诗是写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说法,关于内在律的说法,关于高潮时的生命最够味的说法,都深深影响了他。

周啸天说,在他的文学师承中,郭沫若是很重要的一人。

 

三、百城深入便便腹直抵荆州借不还

 

初中毕业后,周啸天上了渠县中学。进入高中的第二年(1966年),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动乱的十年,是“停课闹革命”的十年,也是许多同时代人学业荒废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周啸天却坚持了读书自学,保持着头脑的清醒。

周啸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客观原因是其父由于地下党问题在运动中受到审查,而他坚信父亲的清白;以及在运动初期,红卫兵揪斗县委领导的混乱场面,给他留下不良印象,使他和运动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疏离。所以他宁可观望,也不轻易参与造反的活动。同时,他又不完全与世隔绝,也参加了一个叫做炮打司令部的学生组织,只从事文斗,办办专栏,写写画画,如此而已。高中生身份,属于“革命小将”的范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伞,使他闭门读书时,不至于受到社会上极左派的干扰。

离开了学校,学数理化没有条件了。周啸天根据自己的爱好,把空余的时间投入哲学、文艺学、文学名著的阅读。家里的书看得差不多了,就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图书。由于文革初期大批的中外名著都被贴上了“封资修”、“大毒草”的标签,兼之红卫兵抄家成风,社会上人心惶惶,一时烧书、卖书成风。周啸天就盯住了两个地方,面坊和废品收购站,这是当时旧书的主要去向。他通过亲戚朋友同学熟人等等,与面坊或废品收购站建立了联系,采取对等或不对等交换的办法,把有用的书淘回来,在他淘到的书中,有《唐人选唐诗》(十种)、《陆放翁全集》、《郑板桥全集》、《吴昌硕集》等等。每搜集到一种书,他都会为之狂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淡了运动带来的烦恼。

大批判运动中,渠县最主要的几个书库,如县图书馆、渠县中学图书室、渠县二中图书室都禁止借阅,遭到封存。但钉在窗上的重重木条,挡不住中学生对书的渴望,大量图书流入社会。周啸天通过四下打听,找到了几个聚书较多的青年,通过交换和互通有无的方式,周啸天不但遍读了鲁迅全集,还读了许多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外名著,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高尔基等人的作品。

1970年春,周啸天上山下乡做了知青。这个时期他喜欢上了泰戈尔和陶渊明。上山下乡之初,周啸天是准备好当一辈子农民的,为了匀出读书的时间,就选了渠县鲜渡河边的金锣公社,那里是一片平坝和沙地,一锄下去锄头叶子自己往地里钻,劳动强度不大。不像山地,一锄下去金星飞溅、鬼火直冒。虽然当地民谣有“嫁女莫嫁大河边,一季萝卜一季烟,大水来了喊皇天——”的说法,但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沙地好种花生、种萝卜、种烟,清晨四点出工,八点收工,下午五点再出工,白天有八九个小时自由安排,在堂屋里拖根板凳就可以观书。

周啸天说,自魏晋以来,诗人苦苦思索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都走不出人生的苦闷,从十九首到曹植、阮籍,表现出严重的心理失衡。而全部陶诗告诉他,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不在别处,在回归自然、在自食其力、在天伦之乐、在为乐趣而读、在为回报而写、以审美态度对待人生,他就这样找回了心理平衡。读懂陶诗,对于知青时代的他来说,是太重要了。人说陶诗似淡实腴,他看到了似淡实腴的本质。他还说,印度诗人泰戈尔与陶渊明在本质上非常接近,泰戈尔说过,自然界是他亲密的同伴,她手里藏了许多东西,要他去猜——泰戈尔的猜法真是奇怪!凡是她给他猜的东西,他没有不一猜就中的。这个话是郑振铎说的。

知青生活很单调,劳动很艰苦,夏季烈日炎炎,周啸天所在生产队的习惯,每天早上四、五点出工,早上八、九点收工,然后要到下午四、五点中再出工,一直干到晚上。中间大约有七、八个钟头的闲暇,周啸天全用来读书。由于天气太热,他经常是光着膀子,在堂屋里拖一条长凳,当着书桌,坐一只矮凳上看书。旁边地上摆一盆凉水,不停地用凉水搓过的毛巾擦汗。在插队落户的三年半里,周啸天和农民相处甚为融洽。因为他和农民一样干活,从不惹是生非。每逢农闲和雨天,便有知青朋友来串门谈天,充分领略到“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乐趣。那时虽然也有迷茫,但总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年轻,自信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世界的改变。

下乡之初,由朋友王建纬介绍,周啸天认识了金锣公社所在的鲜渡区上的一位名叫阎家焕的中医,也上过渠县中学,由于家境较好,又醉心文史,在高中时就购置了全套的《四部丛刊》,存放在家中。周啸天到阎家焕处看病,彼此很谈得来,又替阎刻过几枚图章,于是从阎家焕处借阅书籍。

周啸天说,读书当然是读自己买来的书最自在,然而并非人人可以坐拥书城,所以借书是读书人免不了的事。借书也有乐趣,那就是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缘故,借了就必须马上读。读到兴昧来时,就想动手抄。或摘抄,或全抄,抄过就换。有时主人都感到吃惊:你就看这么快?口头虽这样说,借书也更加放心。于是书也读了,字也练了,书也有了——真是一箭三雕的美事。周啸天抄录过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歌德、惠特曼等人的诗作,大多是蝇头小楷,用毛笔抄写的。他甚至还抄过两种诗词类的工具书,一种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一种是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清人李葂有一首《题雅雨师借书图》,诗云:“旋假旋归未得闲,十行俱下片时间。百城深入便便腹,直抵荆州借不还。”他是充分体会到抄书的乐趣的。

周啸天下乡约莫一年后,便被安排到公社小学作了代课教员,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自学了。

 

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从文革到下山下乡,周啸天读书并无明确的功利目的,纯然出于对知识的热爱。但是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73年大学开始招收第二批工农兵学员,因为当年招生须通过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使得不少膀子很硬、文化不高的人望而生畏,周啸天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便提出了报考的申请。由于一向表现很好,他得到基层的推荐。

当时,周啸天的父亲还在学习班,还未得到正式结论,所以录取的希望十分渺茫。然而,随着一位高校招生老师的到来,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位老师就是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张庆凡,他一到渠县,就了解县城高中生的去向,然后到了高中生下乡比较集中的鲜渡区,通过区文教了解到一些高中生的情况,并一一上门探访。张老师见到周啸天,首先就调看了他的备课本,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在去年招收的学生中,没有写这样一手好字的。”然后就问他想读什么专业,回答:英语。但当年渠县没有安排英语专业的名额。再问,回答:中文。又补充道:不管任何专业,能上就行。于是张老师在一个纸烟盒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并告诉他联系的方式。

当年的文化考试,周啸天得了两个100分(数学、政治)、一个98分(语文),名列全县第一。由于出了一个白卷先生张铁生,闹出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考试的结果宣布作废。但是,由于考试的成绩已摆在那里。在张老师的帮助下,周啸天填报了南充师范学院数学系,并顺利地被该校录取。

马克思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学习数学使周啸天的逻辑思维得到很好的训练。但是,当年大学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学校为了照顾程度低的学员,在课程设置上减低了难度。周啸天自学讲义,比较轻松,便很少去课堂听课,完成课业之余,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他以为学校办专刊为由,认识了图书馆特藏部一位姓庄的老师,经常进入特藏部,阅读文史书籍。通读了当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沈德潜等人的《五朝诗别裁集》和朱彝尊《词综》。

南充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周啸天被分配到渠县有庆中学任教。时任该校英语教员的熊继平是周啸天高中时代的老师,在他的主张下,周啸天也分担了一部分英语课的教学,并自修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大学英语》教材。1978年,周啸天从报上获知高校将开始研究生招生的消息,于是决定趁此机会把专业方向转到自己一向爱好的古代文学上来,于是欣然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第二志愿填报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唐宋诗词专业。

当年周啸天考研成绩优异,社科院因其本科所学专业为数学,便将他推荐到第二志愿单位安徽师大。在安徽芜湖赭山山麓,周啸天见到了词学大师宛敏灏、唐诗学家刘学锴、余恕诚先生,并得到他们的赏识。早在中学生时代,周啸天就从《语文学习》杂志上拜读过宛老撰写的《北宋两位承先启后的词人——张先和柳永》《南宋两种不同的词风——慷慨愤世和感喟哀时》等论文,在面试中与老师交流非常默契,复试成绩名列第一。在面试结束时,宛老当即暗示,他将得到机会上安徽师大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深造了。当年该专业录取研究生共两名,而导师却有三位。余恕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为‘文革’后国内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由宛敏灏先生主持,偕刘学锴、余恕诚二人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唐宋文学方向),每届招收一至二人,且须等上届毕业,始招收下届。……尽管安徽师大同人皆惋惜先生(指宛老)招授研究生太少,首届师弟周啸天君曾有‘两弟三师事太奢’之叹,但亦可见宛先生、刘先生取材之严。”

宛敏灏等三位导师都是国内诗词学界最优秀的学者,而待人谦和,决无崖岸高峻之感。在就读的三年中,周啸天通览了《全唐诗》和唐宋名家别集,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扎记,得到了刘、余老师很多的批复,成为他的一种精神享受。周啸天在回忆中说:刘学锴老师是一位极善发现别人(包括学生)优长的人,批阅过几次读书笔记后,曾找我单独谈过一次话,主要说了三点:1、思想没有受过约束(指来自苏联的套路),令人羡慕;2、文笔优美,不要因做论文而丢失;3、鉴赏力敏锐,不能轻视这一点,这恰恰是有些学者的短处。这番话对他后来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周啸天对语言有一种纯然的爱好,他相信语言可以状难状之景,达不尽之情,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不信“妙不可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类话。他认为“诗无达诂”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偷懒的一种借口,认为“诗无达诂”的反题“诗有达诂”也可以成立。凡是他在札记中说诗说到点上,刘、余老师是从不吝惜一路密圈的。

唐代文豪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周啸天在回忆往事时,深情地说,他后来所取得的成绩,与张庆凡和宛敏灏、刘学锴、余恕诚等老师的赏识和栽培是分不开的。

 

五、用滚雪球的方式把学问做大

 

常言道,机遇只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周啸天毕业的时候,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在编辑《唐诗鉴赏辞典》,约稿的对象为国内专家百余人,领衔者为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振甫等。当时宛老年事已高,就分了一篇小诗(崔国辅《怨词》)让他写。由于周啸天已写过厚厚几本唐诗札记,撰写起这首小诗的赏析来,如烹小鲜。稿件一寄过去,责编汤高才赓即回信,约他再写几篇。再写的几篇交稿后,责编觉得他写得又好又快,于是又追加篇目。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该书齐、清、定稿。

参撰这样的书,谁都希望讲解名篇。虽然周啸天是半路加入,名篇早已约出。不过,当别人讲解名篇的稿件不被采用时,就会被转给周啸天写。例如李白《将进酒》,有两位专家撰稿在前,均未通过三审。汤高才给周啸天的信中说,“这回总编室负责人点将请您撰稿,请勿推辞。”随信附有总编室写得密密麻麻的便笺,大略云,读了析文反而失掉兴味不行,要“另觅高手”,点了三个名字,说“比较起来,周啸天行文的气质也许更为接近”,又打比方道,选择扮秋瑾的演员,须以气质接近为佳。后来,上海辞书出版社采用了周啸天的析文。这篇文章还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全文收录。

《唐诗鉴赏辞典》选诗千余篇,周啸天共讲解了一百二十七篇,一跃而为全书撰稿最多的作者。该书责编汤高才在书评中专门提了一笔,称“为文言简意赅,思路开阔,颇多精辟独到之见”、“给人印象最深”。自从这本书问世之后,周啸天一发不可收拾,主编、撰著了不少“诗词鉴赏”,上自诗骚,下迄明清,几成专业户。后来又撰著了《古典诗词鉴赏方法》一书。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振振到川大,见到周啸天。提到他审读《唐宋词鉴赏辞典》全稿后讲过这样几句话:周啸天不但是写得最多的,也是写得最好的;别人看不懂的,他看得懂;别人指不出好处的,他指得出;别人指出好处讲不出所以然的,他讲得出、讲得具体、讲得到位。

《唐诗鉴赏辞典》开创了国内诗词鉴赏的先河,荣获国家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发行近三百万册,风行两岸三地及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被公认是一部传世之书。周啸天也因此而广为知名。

周啸天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诗歌专史。古典文学前辈专家程千帆认为这本书论盛唐绝句、杜甫绝句两章“皆不失为具有创造性的见解”。汤炳正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力作,条分缕析,娓娓而谈,既有断面的解剖,也有纵深的探索,往往能于关键处妙解层出,不仅深入诗的腠理,而且触及史的脉搏,没有功底和才华是很难办到的。

周啸天说,《唐诗鉴赏辞典》和《唐绝句史》是他的两个起点,此后,他就一面继续从事诗词鉴赏的研究,编著有《诗经鉴赏集成》《楚辞鉴赏集成》(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4),《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元明清名诗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并著有《古典诗词鉴赏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以上著作均有广泛影响。一面从事诗歌专史的研究,《绝句诗史》(巴蜀书社1999),《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基本完成了从诗歌专史研究到通史研究的延伸。可以说是两条腿走路,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把学问越做越大。

此外,周啸天在2003年编著了《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此书获当年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又在2004年任《邓小平与四川》(八集文献专题片)总撰稿、执笔人,该片在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播出,受到来自各方的好评。

 

六、读周啸天之诗词人生快事也

 

周啸天从事诗学研究,也涉足诗词写作。最初是随兴而发,并不在意。其诗词在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则完全是始料未及的。

周啸天对诗人有这样一个定义:“凡是用全身心去感受、琢磨人生而又有几分语言天赋的人,便有诗人的资质。而诗才,是从阅读中产生的。”他说:“‘观千剑而后识器’,读到什么份上,才可能写到什么份上。读到见了诗家三昧,不写则已,写必不落公共之言。”这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即经验之谈。恰如有人说的那样:他以鉴赏家的眼光为诗,厚积薄发,能不精吗。

《欣托居歌诗》2005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很快就得到作家王蒙的青睐。他曾经在给周啸天的一封信中称赞《洗脚歌》《人妖歌》是“奇思奇诗,真绝唱也。”余恕诚老师在一封信中,则对周啸天提到一件佚事:“昨天王蒙先生来师大作学术报告。今天中午我送王蒙由铁山宾馆出发去南京机场,我们正好在车上欣赏你的大作。王蒙接连称赞:‘写的真好’‘写得太好了’!王蒙夫人也在旁边,她还记得你的《洗脚》《人妖》等篇。他们俩说当时就很欣赏。王蒙在车上朗诵了你的《洗脚》《人妖》《纽扣辞》等篇。说你的《人妖》是‘仁者之诗’,‘关心现实’,‘很幽默,又很雅’,‘写到这样真不容易’……”

后来王蒙到成都出席巴金纪念大会和全国政协常委的一个研讨会,一路上就带着《欣托居歌诗》。到成都后,秘书小彭与周啸天联系上了。于是他们在成都望江宾馆晤面谈诗,第二天《成都晚报》以“王蒙夜会成都诗友”为题作专题报道,详细记叙了他们谈诗的内容。不久,王蒙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穆学术文化讲座上讲传统诗词的发展与时代气息时,首先引用了周啸天的《人妖歌》与《洗脚歌》。接着,王蒙就写了题为《读来甚觉畅快》的评论,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文中说,“第一他写得古色古香,幽凝典雅,第二他写得新奇时尚,与时俱进;第三他写得活泼生动,快乐阳光;第四他写得与众不同,自立门户;第五他写得衔接传统,天衣无缝。”

值得注意的是,王蒙对周啸天《将进茶》一诗,甚至提高到和谐理念的层面上予以评价:“周先生的《将进茶》亦属绝唱……这里有一种平常心,写平常事,而平常人平常诗中出现了趣味,出现了善良,出现了生机,出现了至乐至工至和,在充满戾气的现代世界上,这实在是难得的和谐之音。”总之,“活泼,生机,古雅,趣味,耳目一新,叹赞有加,喜传统体例诗词有了新的突破矣。”王蒙最后说,“难得有这样一部奇书,值得一读一吟一粲。读周啸天之诗词,人生快事也。”

后来,王蒙在他的自传三部曲之《九命七羊》中,又一次提到周啸天的诗词:“我喜欢各种绝妙好词,例如由于参加安徽师范大学中华诗学中心的活动结识了四川大学的周啸天教授,他的诗令人拍案捧腹……难得的是他的好心情与好词句。”再一次提到《洗脚歌》时,王蒙妙语连珠:“谁也没有想到足底按摩也能入诗,而且写得如此古雅亲和。顺便说一下,我个人极少做这种按摩。我也不在乎这篇诗作的‘政治正确’与否,如果新左派认为应该造捏脚丫子的人的反,那也与我喜欢这首诗的绝门没有太多关系。”

王蒙热情洋溢的评论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著名诗人杨牧随即在《文艺报》上以《唐朝以后又见诗》为题发表评论,他说:“周诗改变了古体诗已过时的印象,多见思想锋芒,我尤其喜爱那些机趣横生,韵味十足,书写鲜活事体的篇什,如《超级女声决赛长沙》《澳门观舞》《Y先生歌》《代悲白头翁》《隐私歌》《人妖歌》《洗脚歌》等等。”浙江海洋大学方牧教授作《喜读〈欣托居歌诗〉》云:“王蒙欣赏我欣赏,奇诗奇思真绝唱。悲悯需要大智慧,象喜亦喜足珍藏。”集美大学商振泰先生撰写评论指出周诗“情感基调是温润和善的,几乎没有颓靡绝望之感怀,也少有歌舞升平之吟唱。本着‘陶冶性灵,发挥幽郁’之诗道,也能不平则鸣,有人类悲悯大情怀的宣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张应中论文《以古出新,雅而能谐》指出周诗有“以趣味为诗”、“以鉴赏为诗”的倾向。网间也有不少评论,一位网友转贴《人妖歌》,推介道:“没有猎奇,没有变态,入情入理,对人妖寄予深切的了解和同情。语言平白,浅显易懂,值得效仿。”等等。

对于当代诗词创作,周啸天有明确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见于《不会吟诗也会吟——诗词创作十日谈》一书,和《滕伟明诗词选序》一文。周啸天说:“上世纪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诗词、乃至汉字已走到尽头。又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毛泽东诗词就是传统诗词最后的辉煌。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低估了汉字与诗词的生命力,也低估了后人对汉字、对诗词接受喜悦的程度及驾驭之能力。”他认为,古今诗词不外有两种情况,一是创作,一是模仿、或创造性模仿。而当代诗词想要对传统诗词有所突破,必须1、具有现代性,2、具有创作意识,3、重视阅读快感。

周啸天说:“近六十年来,诗词为新文学史所放逐。究其原因,乃因主流文学观念以诗词为旧体,不能书写当下。此种观念是否正确,实有待于证实、或证伪。在近代,诚有诗词游离当下,自我放逐,所写无非士大夫情怀——叹老嗟卑,愤世疾俗,露才扬己,裁红量碧,步韵奉和,又一味雅人深致。遂由江海涸为小溪。”又说:“我选诗标准有三:一是书写当下,二是衔接传统,三是诗风独到。书写当下,并非狭隘地美刺见事,而是须有当代的思想意识。衔接传统,主要是遵守游戏规则,审体合律。有了书写当下,衔接传统两条,是小好;加上诗风独到一条,就是大好。”行家认为,这些主张很正确、很通达、也很精彩,应看作是对诗坛的普遍关怀,讲得深刻透剔,而又从容不迫,可谓劝世箴言。用以指导诗词研究和创作,很有好处。

鉴于周啸天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以及在学术界、诗词界的影响,据悉,中华诗词研究院、2010年北京中华诗词峰会筹备委员会正式邀请他出任“屈原奖”的终审评委;上海辞书出版社拟继古代诗词鉴赏辞典系列之后,拟于2010年编撰《现当代诗词鉴赏辞典》,周啸天为该书所倚重的专家之一;《中华诗词》杂志则拟在今年五月号《百家吟坛》专栏对周啸天诗词作重点推介,并约请他为卷首“诗词短论”专栏作者。虽然年逾耳顺,周啸天的研究和创作道路,还在向前延伸。

 

201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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