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欣托居歌诗》有感

读《欣托居歌诗》有感

商振泰

一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精心制作、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周啸天先生的《欣托居歌诗》。著作的版本分类为中国当代旧体诗作品集，作者在《自叙》中如是宣示了自己的创作宗旨：“拈管城之旧锥，作浮世之新绘。”

对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当代新诗坛的变迁如何评价，可谓众声喧哗，争鸣未已。今年第6期《读书》杂志刊有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多少传达了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新诗人在反思后的某种心声。他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就可以概括为‘从莽汉到撒娇’。”李少君作为过来人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灵历程作了生动的描述，并预言：“在中产阶级开始弥漫横行的时代，在体制与秩序日益坚固的时代，撒娇派将大有作为，横扫天下。”周啸天先生不属于新诗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一直关注着新诗坛的风雨历程；他也歌咏过新诗，《欣托居歌诗》就附录有《李太白颂》、《月下的花朵》等得意之作。近四分之一世纪，周啸天先生没离开过高等学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潜心劳作于诗学研究和中国古典诗歌鉴赏的事业，但他不是象牙塔中人，更不是在开中药铺、掉旧书袋中讨生活的迂夫子。他是性情中人，也是个思想者，关心世事，关心人情。他歌唱的是自我的心声：或以诗人自身为视角，或以诗人自身心灵感知为抒情线索，或以诗人视野中的浮世相为抒情讽喻对象。这就与李少君文中所说的“莽汉”当年所宣称的相近了：“诗人们惟一关心的是以诗人自身——‘我’为契子，对世界进行最全面地、最直接地介入。”实际上，《欣托居歌诗》最为人们青睐的还是诗人自我介入世界的歌唱，也就是“作浮世之新绘”，摇荡人心之作有如《人妖歌》、《洗脚歌》、《悼哥哥》、《海啸歌》等。尽管我们很难否认同时代人有近似的情感经历，但是，如果要把周啸天先生也归入所谓“撒娇派”，那未免也太过唐突了。不过此撒娇不同于彼撒娇。上世纪西方流行所谓“波布族”，在“撒娇派宣言”中，洋“莽汉”自称道：撒娇是“一种温柔而坚决的反抗，一种亲密而残忍的纠缠，一种执著而绝望的企图，一种无奈而深情的依恋”。撒娇本身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宣示方式，也是不肯就范于不合理现实所表达的一种变相的抗议。与躁动不安的、粗野莽撞的“莽汉”不同，周啸天先生歌诗的情感基调是温润和善的，他在自己的歌唱中，几乎没有颓靡绝望之感怀，也少有歌舞升平之吟唱。本着“陶冶性灵，发挥幽郁”之诗道，诗人也能不平则鸣，也有人类悲悯大情怀的宣泄。《天谴》为歌诗中少见的慷慨激烈之作：“生态失衡事已久，一百年间作疮瘤；岂有天地皆不仁，视我万物为刍狗！直立戴发曰人子，半为魔鬼半天使；衣冠轻肆诋禽兽，禽兽何及人无耻！”全诗金刚怒目直言厉责，感叹号都一气连用了5个。诗人仰天高歌“我欲匝地扫陋俗，谁能假我倚天帚”，但唱到最后，依然复归《欣托居歌诗》那温润和善的情感基调：“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娘归”，诗人呼唤完善人性的心声，如丝如缕，不绝于耳。

经典记忆文化，不是一个声音。只有一个声音，那是话语霸权。经典记忆文化，应该由许多不同类属的声音所构成，但与创作者的出身无关。越是有个性的，越是经典的；所谓“另类”的，也可能成为经典。但无论如何有个性，它总要存活着时代的某种精神。不靠社会强力，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自然会为后人视为经典。

二

大约一年半前，我把周啸天先生寄给我欣赏、后来编入《欣托居歌诗》的几首佳作（包括作者自注）转贴到《中国诗人网》上，试探诗歌网友们的反响。后来看到了几个简单的帖子，其中有“看不大懂，能否给讲解讲解”云云，我看了有点心凉，未敢转告周啸天先生。近日动用搜索查看了相关网页，高兴地注意到：对发布在网上的《欣托居歌诗》系列篇章，有了比我先前看到的较为积极的反响了，虽说不太热烈。

不查不知道，稍作检视，互联网上诗歌的网页还真不少。有人以此为据，力证对新诗的现状不必悲观。我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对周啸天先生歌诗的师承关系的某一个侧面，略加评说。周啸天先生在《自叙》中述说自己“拈管城之旧锥，作浮世之新绘”时，特别点出他所心仪神仰的四位古代诗人：“某也惭太白之豪情，愧少陵之物与，偷香山之格律，接眉山之兴会。”我在读他创作的这些当代旧体诗时，一直联想到的却是：在百年前的那一个世纪之交，放声歌唱“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的晚清大诗人——黄遵宪。不错，周啸天先生的《自叙》没有高抬黄遵宪对自己的影响；《欣托居歌诗》中吟咏古代诗哲的52首绝句，也只唱到唐代就歇笔。但我依然执拗地认为，对于开中国汉诗百年变革先河的黄遵宪这一个伟大的先行者，周啸天先生不但自觉地师承其事业，而且对他的诗歌有着特殊的关爱。我查到了一个可资比较佐证的数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诗鉴赏辞典》选收430位诗人的诗作1322篇，其中黄遵宪的诗作仅入选3首；而周啸天先生主编的《元明清名诗鉴赏》，选收340余位诗人名作约1200首，黄遵宪的诗作得以入选的，居然多达8首。

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评价很高：“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他为黄遵宪写了这样的墓志铭：“自其少年稽古学道，以及中年阅历世事，暨国内外名山水，与其风俗政治形势土物，至于放废而后，忧时感事，悲愤伊郁之情，悉托之于诗，故先生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今人评说黄遵宪，反不如梁启超如炬的历史眼光。论者往往过多地责难和苛求这位革新千年旧体诗的开拓者，而低估他“无革命而有维新”、“吟到中华以外天”的对诗界呼唤改革与开放的理念与实践。

后来新诗的产生，走的并非黄遵宪所开拓的路。八十多年来，文学史、新诗史，讲新诗，就只从胡适之的《尝试集》说起。其实，百年来，汉诗的发展，有三个路向：头一个路向是跟着西风歌唱，包括变着各种调子唱的，这是主潮。骆寒超先生的《新诗主潮论》以为：新诗主潮包括了现实主义诗潮、浪漫主义诗潮和现代主义诗潮。另一个路向是跟着民歌唱，我以为，流行歌坛上不断流变着的歌曲，应该也是今日的新民歌；其歌词，应该是最有音乐性的新体汉诗。可叹，新诗坛的坛主们，对之充耳不闻。于是，新诗主潮不能歌唱，能歌唱的汇不进主潮。第三个路向，应该就是跟着老祖宗唱，跟着黄遵宪唱。中国当代旧体诗作品集《欣托居歌诗》就是一部新成果。可惜，中国的诗歌爱好者们，跟着前两个路向走的，绝大多数不肯正视今天还会有古典诗歌的后来人在玩旧体诗；可悲的是依然有这样的“遗老”，恪守着老宅子老家法不肯改变的“遗老”，也祭起祖宗家法向旧体诗的改革者喋喋不休；剩下若干为数不多的对旧体诗有点好感的年轻人，他们并非“遗少”，他们应该可以把自己造就成为旧体诗今后继续变革的希望。为了自己歌诗的新读者们能够读懂，《欣托居歌诗》的作者和编者煞费苦心、用心良善，在每一首诗歌的后面，不但在“注释”中有诗人的“自注”，还“附录”了管遗瑞等先生的诸多评点；迎合当今的读图时尚，编者更把《欣托居歌诗》编印得图文并茂。做了这样的努力之后，诗人是否还会听到有人再发出“看不大懂，能否给讲解讲解”之类的感叹，出版社因此又要再接再厉地筹划编辑《〈欣托居歌诗〉鉴赏辞典》了。哈哈，呜呼！

三

现在，该由我自己来“鉴赏”《宝宝吟》。我还是东拉西扯地自说自话。

诗莫盛于唐。对周啸天先生的歌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唐诗。周啸天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最下功力的，可能也还是唐诗，特别是唐绝句。前文只说及《欣托居歌诗》承接了黄遵宪百年前对诗界的革新，有必要在此先补述这一点。

唐代之大诗人多矣，我且说说王维。一般文学史，总把王维归入山水诗派，好象不给诗歌史上的大诗人来一个重新站队和定位，就显不出诗评家的理论权威和创新水平来。其实，初唐的王维，给我们留下了400余首诗，后人所分类提及的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田园诗、咏怀诗、赠别诗以至于禅诗等等，王维均有大创制。被唐代宗赞誉为“天下文宗”的王维，还因为对禅诗美境的首创之功而被后世尊为“诗佛”。我们倘若一意孤行地将王维归入所谓“山水诗派”，岂能有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他对中国诗学之贡献。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这种“大简化”的思维模式，可以休息了。我以为，对唐代其他大诗人以及此前此后卓有成就的诗人的评说，也应作如是观。

说到应制诗，应该并非王维始创。但初唐诗中，最能让我们感受到唐王朝盛世之壮美气象的，确实是王维的歌唱，王维的诗也因之得到了“应制体之式”的评价，一时间，王维的诗，简直可以说是对当代社会、现行体制歌功颂德的范式了。王维错了吗？唐朝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最可骄傲的朝代，唐朝是当年地球上最发达、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家，王维对自己可爱的王朝歌功颂德有何不该呢？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长文，论证了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腐败的王朝，这是唐朝之所以能有盛世气象的原因。我也因此想到，在唐代，从王维开始，关心世事的大诗人们，他们对自己的王朝，从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诗人歌功颂德的诗篇，不见得就是对君王权贵的阿谀奉承；文豪针砭时弊的投枪，也不至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正是因为唐朝有比较良好的文化大环境，让文人和诗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唐朝才会有盛唐，才会有“诗莫盛于唐”；也因此，唐朝的诗才能够汇集成一条真正的史诗之长河。

打开《王右丞集》，首篇就是《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看王维的这一诗题，果然不愧是“应制诗之式”；其实，中国诗歌史上应制体诗，并非自限于这一模式；更多的应制体诗，往往是师友同仁之间的日常应酬之作，人情味率真醇厚。王维的应制诗大多还是属于后一类，不少被今人归入赠别诗、山水诗、咏怀诗和禅诗的，往往也多是这类人情应酬、人际交往之作。“我们所知道的最好、最可靠、最有效而又最无副作用的兴奋剂是社交。”（爱默生语）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数文人骚客常以优游消闲之作，作为他们的应酬社会的社交工具。放达的诗人固然喜做应酬诗，孤独的诗人也常借应酬诗的社交方式“寻求安慰、价值和保护”（培根语）。应酬诗是传统文人擅长的一种对话形式，借此途径，还可以排遣内心的孤独苦闷，能够倾诉内心深处难以向世人道出的隐秘，古代的不少情诗，就以应酬诗的面貌呈献给对方。中国古典诗歌的社会功用性，就这样最大范围地被使用在众多层面的人际交往之中，成为传统社会最有社会功效、最富含人伦情愫的润滑剂。要解读当年的社会心理，要缕析人情社会微妙错杂的情感纠葛，要揭示诗人重重遮饰的内心世界的奥秘，不可不读诗人的应酬诗。长时间以来，中国诗学的诸多研究者，小看、无视或者非议传统应酬诗的价值，不知这些年有所改变否。

东拉西扯到这里该打住了，其实我想说的周啸天先生的应酬诗，已经基本说完。诗人在《欣托居歌诗》首页之前，敬书“献给老师和朋友”，可以说，他是坦承自己的不少歌诗是可以称之为应酬诗的。对传统社会的应酬诗，诗人自然心领神会，亦步亦趋，推陈出新了。
周啸天先生在电话中告知我《欣托居歌诗》出版的喜讯时，只说及诗集收录了《宝宝吟》，没提到还附有我和外孙女在海滨的合影。当我收到随后寄来的《欣托居歌诗》时，我告诉自己，这其中的情意，太过厚重了，以至于我不知如何应答。

在成都师专，我和夫人，与周啸天老师一起担任教职，相处相知逾十年之久。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两家，平日少有应酬。我对古诗，读得不多，懂得更少，从来未敢与周老师切磋关于诗的学问；但作为同龄人、现代书生，我与周老师之间，又常有话可意会、心能相通的交流。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成都师专，又是一个十年光阴过去了，两家之间虽少有通讯来往，但还是相互牵挂着；令我们最为感怀的是，周老师每有新著，总要惠赠给我们。这一回，收到《欣托居歌诗》时，我不仅仅为他的新成绩而高兴，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羞愧，更为他所传达的深情厚意而担待不起。

我知道，《宝宝吟》，不是专门写给我那刚满百日的外孙女的，但宝宝有幸能够得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老一辈之故人的美好祝愿，我们应该代小雅向欣托居先生深深地鞠躬致谢。周老师借《宝宝吟》更多地传达了对小雅的前三代人的温馨忆念之情，一首《宝宝吟》，贮满了他对曾经相处相知了十年之久的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殷殷情意，怎么不是深情厚意呢？周啸天先生在获得了他随后题之为《姥爷与宝宝》的照片时，也从电话中进一步得知了我们夫妇俩先后退休和退休后的生活安排状况。他确实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宝宝吟》里，他为我们的退休歌唱道：“退休即升格，依然为师表；将复赤子道，虚心事襁褓。——人生三节草，毕竟初生好！”俗谚云：“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对于这个古老的人生话题，诗人有新的答案告诉未谙世事的宝宝：“人生三节草，毕竟初生好！”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我给自己做出的回答，与诗人所歌咏的话语有所不同：“人生三节草，应是节节好！”

商振泰2005年11月14日改定

【附录】

周老师，您好！

半个月前，收到您惠赠的新著《欣托居歌诗》，后来又接到老管的问询和您给宗老师的回信。那些天，在我的耳旁，常有两个声音交替响起：一个是“你总该写点什么了”；另一个是“我能写出点什么呢”。在断断续续地翻阅《欣托居歌诗》之后，终于零零星星地有了一些断想，我才坐下来在计算机上敲打出了若干文字，后来连缀成篇，名曰《读〈欣托居歌诗〉有感》。写完了，自我感觉是，还接近我自己读书感受之本真；但东拉西扯的，又没说出什么新意来，让你们写作高手笑话了。所幸，我也感到了某种解脱，我可以有点文字回应欣托居主人了，为了感激和请教，我就要把它寄出。平日里，我偶而写点什么文字，大多是兴之所至，不为发表，最多也就给相关的两三个人看看，希望得到知心的批评。这次就只寄给您和老管审阅了，文中如有得罪之处，还望谅解。再次致以诚挚的谢意！小荣附笔问好。致礼！

振泰敬上ztshang@126.com2005-11-14

商、宗老师您们好：

商老师关于拙诗的大文收到并拜读，没想到您也曾将拙诗贴到网上，不管网间反映如何，真是很感谢您这番心意的。

关于诗歌，您是行家，大文发表的意见我觉得是知己之言，大都搔到了痒处，特别是以下两点：

一、指出拙诗实际上继踵黄遵宪的路数，我想这是真的，只不过我自己过去没有认真想过这一点，直接给我启发的可能是聂绀弩，然而认真想来，聂也是继踵黄遵宪的，其间区别，是黄遵宪特善五古、七绝，聂专做七律，我则多做七言歌诗，所以就有了不同的风味。

二是对传统诗歌的应酬之作的看法，可谓深合我心，我一向有个看法，就是中国传统诗与外国诗、新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社会应用功能，从积极意义上讲，就是造成了诗歌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诗化，中国古人喜欢联句也是同样性质的习俗。正因为如此，旧诗有时反较新诗为贴近生活。近来我常对学生讲这个。不久也许成文，届时不免寄上请教。

夜已深，匆复如此。总之，非常感谢。

啸天顿首

2005年11月1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