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尚新 大道圆通 ——评当代花鸟画大家郭汝愚

作者：贾德江

为了走近郭汝愚，我一夜读完了《当代中国美术家档案·郭汝愚卷》。研读这部书，如同我和书中画家面对面，促膝相谈，有一种零距离的感受。我感动于他的画风、书艺、诗韵和画论，他像一部经典，无一不显示出一个饱学之士的多才与多艺。论其画，主攻花鸟，工笔写意皆擅，也精于人物、山水、走兽，格调清醇雅正，趣尽天然，透出一股超凡脱俗之气；论其书，以行草见长，似行云流水，抱骨藏筋，如入禅境；论其诗，诗为心声，皆在“借感怀以言志，借咏物以明理”中写花情，写花意，写花思，诗画相映，发人深省；其画论，真知灼见，妙语连珠，无处不闪烁着思想者的睿智。在历代中国画家中，画、书、诗、论样样俱佳者不乏其人，由此形成了中国画的综合艺术特色，但在当代中国画坛像郭先生那样发展全面的画家却屈指难数。郭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花鸟大家，胎息传统。其一，固本——固守传统文化精神之本；其二，尚新——创作多姿多彩有别于前人的新风格；其三，兼容——博采众长，融合多种技艺表现出来的新气象。圆满融通成大道，郭汝愚拥有自己开宗立派的领地和无限高远的创造领空。

郭汝愚的花鸟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片绚丽，一片璀璨，一片生机，同时也是一种愉悦，一种情趣，一种精神。他的画风清丽中见儒雅，松秀中见深厚，宁静淡远而气韵流动，锋芒内敛而光彩照人，透出的是一种至真恬淡的人格志趣。在他的花鸟画里，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人道梨花如静女，春寒已自换新姿”，“巧捉蜻蜓放纸上，点活画面出新图”，“势如立马临风雪，猛似盘龙冲霄云”，“漫将丹青细点染，数笔水墨写竹魂”，“梅花才报春归早，新篁有志正凌云”之类的诗句，他与花对语，为鸟拭泪，把花鸟世界当作人生的大典来诵读，把人与自然相融于一，到鸟语花香的人生中去体味酸甜苦辣，到莺歌燕舞的境界中去感悟蹉跎岁月。他画《桃花八哥图》“声声难述相思苦”的思念，他画《梅花双禽图》“相伴孤芳过岁寒”的亲情；他画《南国鹦鹉》“还得自由趁东风”的解放，他画《奇石》“岁月磨就万古痕”的沧桑；他画《孔雀图》“开屏羞万鸟”、“志当万里行”的雄心，他画《苍鹰图》“气吞日月天地间”的豪气；他画《芙蓉鲤鱼》“连年有余升平乐”的欣欣向荣，他画《秋荷》“尚有娇花苦拒霜”的人格魅力。他以他独到的美的发现、美的解析、美的理念，遵循花开花落、潮涨潮落、月圆月缺的自然法则，在营造一幅幅讴歌自然生命境界的背后，发出了一声声对人生、人性、人情的感喟。这感喟虽有文人情感的自我宣泄，但更多的还是把传统花鸟画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为当代写意花鸟确立了一个新的制高点。那就是笔墨色彩高度的个性化与文化寓意、人格象征的统一，花鸟的形象则以其闻见的丰富及真切细微的描绘而充满了活力与情趣。

在当代多元艺术多元格局中，郭汝愚大致属于“固守传统，锐意出新”的一路画家。他执意于从传统的角度切入花鸟画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题材，在复归“师古人”、“师造化”传统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际遇及情感志趣上的种种联系，在造型、构图和笔墨、色彩等各方面给予强化的表现，更注重宁静高洁的跃动生机的意境构筑，悠情远思、沁人心目而独出机杼。他的新意是在极尽花姿鸟态的变化中，引发现代人的联想与想象，使之由具体的动、植物形象感受到生命的共鸣，唤起人生的某种精微的情思与深刻的体验，以求以现代意识观照传统，使花鸟画语言的更新更适于现代人精神生活与情感交流方式的需要。郭汝愚一直对沿着传统道路发展中国花鸟画的方向充满了自信，所以他在《教学授语》中大声疾呼地告诫他的学生：“要临摹，多临功底才会扎实；写生亦然。两样功底都有了，才能自己创作，不能做无根的事。”临摹就是“师法古人”，写生就是“师法造化”，两者双管齐下，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艺术之路的写照。

中国的传统绘画是独立的东方艺术体系，这个在数千年里代代相承不断演变的体系就肇始于工笔画。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画体，在总体上呈现出精工细丽的审美风貌，其以线勾勒、敷色渲染的笔墨表现样式，不仅是中国绘画最初的风格和形态，而且规定了中国绘画语言的特质，成为中国画各种画体的基本描绘方法。工笔画以线造型的方式，不仅奠定了中国绘画造型观念的基础，而且是中国画独特的认知方式和观察方法形成的起点。基于这一起点，郭汝愚的花鸟画一直坚持双勾设色的表现方法，精勾细染，讲究构图新颖，尤重气氛和质感的表现。无疑，他的这种画法得益于前辈名家大师的影响。他说：“要成大师，就要从大师的路入手，底面打得扎实，涉及的面宽，房子就可以修得高。大师们修养的面都很广。一个画家光是专研某一项还不行，艺术的提高要求你必须要有多方面的修养。”郭汝愚对传统的汲取不是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研习，有创造地运用。对他画风形成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有北方的于非闇、江南的陈之佛、八闽的陈子奋与四川的张大千几位名震遐迩的大家。他们均从清代常州派末流花鸟的轻薄无神中挣脱出来，取法前代优秀传统，并重视对花写照，为鸟传神，卓然自成一格。郭汝愚是在临习他们的基础上起步，由陈洪绶上溯两宋院体画，重写生、尚形神、坚骨法、雅色泽，又融入了岭南派撞水渍色的自然生动，发展了双勾设色法，形成了清丽隽秀之风格，表现了繁茂向荣的生机，重振了两宋花鸟画的写生传统。

相对于人物、山水尤其相对于山水画而言，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花鸟画侧重于以个别的、局部的、微观的自然形象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比、兴之义表达人的审美理想，实际上是用象征的思维借自然形象与人的精神同构性以表现人为终极目的的艺术，是借形而下之器寄形而上的艺术。由此，花鸟画形成了“写生”和“寓兴”两大传统。这也是花鸟画艺术的文化品质与民族气质所在。崇尚自然，重视写生，是宋代花鸟画的重要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写生”，并不同于今天的“对物写生”，不是机械的摹仿自然，而是对花鸟形神一种艺术境界上的追求，是对大自然认识的深化和升华。翻开宋人的花鸟画，无论一花一草、一鸟一虫，无不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其间寄寓着画家的生活体验，凝聚着画家对自然的一片深情。郭汝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写生”传统精神的把握，取决于他捕捉自然物象的特质与生命的能力。多年来，郭汝愚花了大量时间走向自然，在自然面前观察和感受自然花鸟生动的生命仪态，细微地捕捉花鸟世界物理、物情、物态的神采，将自己的理想和情怀寄于其中。他的作品不仅是他细致观察自然花鸟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尊重自然生命的体现。

以光大文人画“寓兴”传统为前提，郭汝愚主张把诗、书、画有机结合起来，发扬花鸟画所特别具有的一种感发作用，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得之于象外”，是对自然的深化。事实上，正由于“美”是人类向往积极生活的形象的显现，因此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花鸟草虫等自然物形象比作人的生活美的一种显现，或把它作为一种暗示和象征来加以欣赏和观照。因此，郭汝愚笔下的花鸟，既具有自然的属性和特点，又是现代人理想品格的化身。这样，他的花鸟画就有了深广的社会内容，成为“以画载道”常用的一种手段，很典型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那就是既努力延续传统有益的精华和经验而加以昌明，又更多地致力于探索和建立新的个人风格。

“本”是什么？说到底，“本”就是当代绘画在一切绘画有益传统的基础上的继承。从传统一路走来的郭汝愚认为，工笔花鸟画的现代形态不可能无源无流地擅自出现，因为工笔花鸟画的语言体系是传统的赋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它的“创新”不一定是在传统的积累中诞生，但一定是在根源于民族审美传统精神上的创新才有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创新不是对传统的摧毁，而恰恰是对传统的建设。郭汝愚用自己的作品张扬自己的艺术主张，他“固本尚新”的艺术观念一一地写在他的作品里，固守传统，以现代意识观照传统，会通画史上不同层次、不同画体的传统，拓展中国绘画艺术，已成为郭汝愚艺术创作的重要思想。

我以为，郭汝愚的花鸟画作品在三个方面突出地显示出自己“固本尚新”的创造。第一是造型功力与笔墨技巧的结合。长期以来，他认真研究了花鸟画发展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造型特点，不仅对花鸟形象的塑造刻意用力，而且特别在画作全幅的经营布局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与此同时，他的花鸟形象是建立在丰富的笔墨技巧之上的。从传统到现代各家风格中，他转益多师，广采博取，经过了“废画三千”的磨练，形成了“无体不备，无美不臻”的面貌，达到了老辣、厚柔和内涵丰富的境界。在体态上，既有宋人的格局，又有元人的神韵；在品位上，既有北方画派的骨力雄强，又有南方画派的雅逸秀润；在画法上，既有勾勒设色工丽研妙的工笔重彩，也有“体制清淡，作用疏通”的工笔淡彩，这一切都缘于时代的“有感而发”，都随着画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不同而变化，表现了画家的艺术上高度的整合能力，显出的是花鸟大家的胸襟。第二是工笔与写意的结合。郭汝愚在不断推进工笔画创作的过程中，又投入大量的精力探索写意花鸟画的技艺。他的写意画简括、果断、准确、生动、激情洋溢富有灵气，潇洒自在格调清新，有粗有细，有放有收，“形、神、意、趣”四者皆备，具有独立完整的欣赏价值。然而，郭汝愚的尚新求变关注的是创作整体，而不止于单纯地工笔或写意中求变，而是在这两种绘画语言的互补中衍生出自己的个性特征来。他的探索视野落在以写意画中形象创造的随意性来强化工笔画中写实技巧的丰富变化，以写意画中轻松流变的线型结构来强化工笔画的松灵意向，以写意画中具有墨气的色彩来加强工笔画设色的厚重感，使之有了融写意于工笔之间的新面貌。在他的工笔花鸟作品面前，我们可以感受到工笔一路的精谨细微和色泽明丽，又可品味到写意一路的阔笔气势和舒放情怀，显出的是花鸟大家的手笔。第三是写生与创造的结合。郭汝愚的绘画题材相当广泛，花卉、翎毛、草虫、走兽、鳞介、山水、蔬果、人物无不集于他的画笔之下，古人有的他几乎都有，古人没有的他多有涉猎，能掌握如此繁多而且样样皆精的画家在当代实属不多见。我不清楚郭汝愚每年有多少时间在自然中奔跑，去过哪些地方体验生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每幅作品都包含着自然的“真、善、美”，都是在精心观察写生的基础上，以高度娴熟的技巧表现自己对生活独特感受的结果。否则，他笔下的花草鸟兽不可能那样宛然若生，天趣动人。其中诗、书、画于花鸟中的一体化，不仅文化意味深厚，而且具有美感的丰富性和多样综合性，更有一种精神的意味、文化渊源的承传及心灵指归的含义。就此而言，郭汝愚花鸟画的创造性，从构思上说，是触景生情；从意境上说，是意象传神；从技巧上说，是自然含蓄；从审美上说，是时代品格，显示出的是花鸟大家的境界。

蜀中自古人文荟萃，历朝历代都曾出过一批纵横文坛、影响古今的诗家画人，好几位在文坛、艺坛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也在这巴山蜀水中涌现，人文环境的造就无疑起着决定的作用。无怪乎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发出慨叹：“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生于斯、长于斯的郭汝愚自然也受益于这块风水宝地，自然也有着“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的胸襟与气派。郭汝愚就是这样一位直面现实人生、敢于进取搏斗的人。几十年来，无论是精神上的压力还是物质上的引诱，都没有使他改变初衷——追求艺术的真善美。在做人上，一介书生，不可攀附，外表温文儒雅，内怀是非分明、热烈爱憎；在艺术上，不抄袭古人，不照摄自然，也不玩弄技巧，潜心作画，而把热爱自然的炽热感情和至精至诚的人格志趣融入清雅平和的笔墨之中，即所谓“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之意。他的花鸟世界，实际上是人的世界，一个灵魂净化的世界，显示出一个艺术大家的风范。

贾德江

2009年5月24日完稿于北京王府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