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文献的价值与馆藏

　　一般而言，民国文献是指我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期间出版的文献。简言之，就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渡转型时期，期间社会动荡，政局跌宕，革命风潮此起彼伏，中西文化急剧碰撞，学术思想百家争鸣，新旧社会制度更替等社会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使得民国文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

　　1  民国文献的历史价值

　　由于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时期，而民国文献正是记录和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诸多方面的主要载体，且与当今社会联系最为密切，其历史文化思想价值不在传统的真善本古籍之下。

　　1.1  民国文献演绎出宏大壮观的历史语境

　　狭义地看，中华民国在大陆历时38年，先后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期间，中央与地方貌合神离、纷争不断，甚至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的局势，致使中央政府始终处于名义上的统一合法政府状态。譬如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既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还有日本侵华期间扶持建立的伪"满洲国"、"华北政务委员会"及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等。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还存在着大量地方军事武装派系，如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西北冯玉祥，四川刘湘、刘文辉，青海马家军等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政权实体、军事实体必然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多方面的历史文献，而这些历史文献势必多角度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急剧变迁。

　　民国文献所展现的历史语境，重点在于，它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生活风情。从各种民国文献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治上，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民政府与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斗争频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甚至尝试采用德国的纳粹主义来改造中国，如《总裁抗战言论选辑》、《中国政治与民生哲学》等。在经济上，封建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长期共存，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快速，开放性的市场经济逐步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如《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经济之研究》、《战时统治经济》等。在军事上，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家的现代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军事政治体制先后输入中国，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军事局势的发展，如《军事教育之要旨》等。在文化教育方面，现代教育体制日益完善，西方学科教育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性的思想流派得到广泛传播，涌现出一大批人文科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如《教育年鉴》等。总之，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转型时期，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大时代，而民国文献即是演绎民国历史风采的最佳文本。

　　1.2  民国文献彰显出多姿多彩的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跌宕起伏，文化事业却相当繁盛，现代思想文化异彩纷呈。在近代新闻、图书及印刷等相关事业的推动下，民国文献涵盖了图书、期刊、报纸、档案、日记、手稿、海报及图片声像等空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彰显出多姿多彩的历史价值。

　　民国文献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学术价值，二是史料价值。从文献学术性的角度看，民国时期的学者学术成就堪比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盛况，可谓洋洋大观。民国学人以陈独秀、胡适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即是其中的代表作。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扫荡了旧的话语体系，从而建立了新的话语模式，并最终确立了我国现代新学术的范式[1]。由此，也涌现出一大批新学术的开山著作，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等。这些著作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奠基之作，它们首开新史学、新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近代学术著作范例，不仅对我国近代新兴学科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当今学界往往也将其视为第一手的参考资料。

　　民国文献作为过去历史的文字载体，都有史料价值的特性。民国文献的重要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公开出版物，如《政府公报》、《国民政府公报》、《外交部公报》等为代表的民国政府机构出版物，以《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等为代表的民国报纸，以《良友》、《东方杂志》等为代表的民国杂志，这些文献流传较广，影响较深，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是研究民国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的史、志、档案、材料等。如《满洲三省志》、《民国上海志》等，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文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民国时期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市政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各地值得保护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其对各地当今现实工作也有着重要和广泛的查证与参考作用。第三方面则是近代人物的一些年谱、日记及相关著述。比如《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蒋中正日记》、《蒋介石筹笔》、《拉贝日记》等年谱类文献, 这些文献记叙了大量著者亲身经历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往往从另一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原貌，可以说是厘清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关键，其不仅有利于我们还原历史，更帮助世人重新认识一个全面、客观、真实的近代中国的全貌。

　　总之，民国时期作为与现今最接近、联系最密切的一个时代，对它的研究极具鉴往知来的历史意义，因此历来也倍受学界的重视。同时，对民国的研究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无法割舍的一份民族遣怀。然而，由于民国特殊的历史语境造成民国文献的纸张保存寿命一般在50-200年间，而民国文献的日趋消亡更彰显出民国文献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1.3  民国文献充溢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关于民国文献的历史意义，除了上述论述之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的更替并未能完全割断中华民国历史与文献在台湾地区的时空延续。与此同时，当下的台湾出版物的版式设计、编辑排版、体制体例等无一不是继承于大陆所谓狭义上的民国文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抛开长期以来隐含着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民国文献则实质上横跨了海峡两岸，孕育着宝岛台湾现代性的文明与文化。而伴随着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台湾政界名流访问大陆以及2008年12月15日两岸"三通"的正式启动，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三次政治合作为期不远。由此，作为近代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民国文献不仅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也使得对民国文献的整理与开发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味，甚至充满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正确的利用民国文献的政治价值则更可以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创双赢。

　　2009年11月18日，由重庆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图书馆联合向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购回的大量珍贵抗战文献运抵重庆。这批民国文献共计65箱，包含有从1893年至1947年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全套117本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等[2]。如此大规模抗战文献的购回，可谓开启了民国文献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传递的新纪元，其意义势将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更加发扬光大。

　　2  民国文献的馆藏状况

　　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事业起步于清末新政时期，其时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公共图书馆运动。到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图书馆逐步步入正轨，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大多设有图书馆、档案馆等藏书机构，保存着浩瀚的民国时期的出版物。

　　2.1 民国文献的馆藏分布

　　由于民国时期是距今最近的一段历史时代，所以民国时期的文献数量大，存世多，流传广，是我国各级图书馆、档案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全国各地民国文献的馆藏类型、数量，因当地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保存的文献也各具特色。

　　一般认为，我国大陆地区的民国文献的三大馆藏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而似乎忽略了时处于国民政府首都所在的南京图书馆。北京、上海等城市作为近代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及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其馆藏民国文献颇为丰富。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文献包括图书、期刊和报纸总计约67万册(件)，其中民国图书45万册(件)，期刊20万册(件)，报纸合订本2万余册(件)。近代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其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桥头堡，使得上海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除了中文图书、报纸、杂志、家谱等书刊形式外，最具特色的莫属外文书刊。上图所馆藏的民国时期外文图书，文种涉及日、英、法、德、拉丁、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10多种，数量达到50余万册(件)，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其馆藏民国文献总数量也多达百万册(件)。

　　南京图书馆与重庆图书馆，由于有着国民政府浓厚的官方背景，其馆藏民国文献也蔚为壮观。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图书馆，民国文献的馆藏自然丰硕。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逃离南京前后，民国政府许多机关、团体及院校所存文献被送抵南图。因此，南京图书馆也是我国目前馆藏民国文献最丰富翔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据统计，南京图书馆现有民国文献约70万册(件)，其中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约40余万册(件)，其数量、质量均与国家图书馆不相伯仲。重庆图书馆前身是国民政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并借助于重庆"陪都"时期的政治影响，重庆图书馆建设之初，即确定重点收集二战期间的各类抗战文献，使得民国文献成为特色馆藏。现收藏各类民国文献约有20万册(件)，其中抗战时期书刊有2.7万多种、6万多册，还有孤本数千册。据称重庆图书馆是我国二战时期图书、期刊、报纸收集最齐全、藏量最多和最完整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除中国大陆地区之外，我们所称狭义上的民国文献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撤离时带往台湾地区。由于民国文献本身主导对象是民国政府，因此，台湾地区的民国文献或许更具历史解读价值。据悉，目前这些民国文献主要馆藏于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及军事、行政等军政机构的典藏部门等，其编辑出版与开放利用工作成绩斐然。另外，民国文献也不乏流传至海外者。譬如有大批的民国名人函件及口述史料等民国时期文献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的全部个人档案，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汉民往来信函稿约2500多件，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文献如《中央政治通信》等，则散落日本或俄罗斯[3]，诸如此种情形者，不胜枚举。由此，加强中国大陆与台湾及海外地区之间民国文献的交流合作，将是未来民国文献整理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

　　2.2 民国文献的馆藏现状

　　关于我国民国文献的馆藏现状，可谓有忧有喜。由于民国时期是我国出版业由手工造纸印刷向近代机械造纸印刷的过渡时期，机械技艺不够纯熟，印刷的纸张酸性强，保存期限短，加上长期以来各馆藏机构对民国文献的保护观念滞后，认识不足，保管不善，以至于海内外各藏书机构所收藏的民国文献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毁损现象。据2004年底国家图书馆公布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研究报告显示，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中，民国文献的纸张PH值均低于4.5，变色程度比例达到97%，老化破损程度比例达到96%[4]。其他各地方公共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文献的老化破损程度也基本与国图相吻合。可见，我国民国文献面临的馆藏现状令人堪忧。

　　但可喜的是，近年来，民国文献的保护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科学技术在民国文献整理开发领域的应用推广，在各馆藏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文献的整理开发工作尤其是在编辑出版和数字化建设两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

　　2007年8月，为更好地抢救保护恢宏的民国文献资源，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编纂出版委员会"，对民国文献统一规划整合，依据馆藏特色、资料类型、濒危状况、珍稀程度和社会需求等等，进行分类整理，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点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和"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成规模地陆续编纂出版。截至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民国)大事史料长编》、《〈文献丛编〉全编》、《民国统计资料四种》、《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目录汇编》、《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善本书题记》等40余种丛书，收录民国文献书目1000多种，初步形成规模，在学界、图书馆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民国文献资料丛编采用再生性保护的影印技术出版，是国家图书馆在文献保护方面的又一开创性举措。既能及时抢救保护文献，又可使之化身千百，服务于学界，为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5]。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还建设了民国专栏数字资源库，分别推出民国图书8172种、民国期刊4329种及民国法律文献8112篇等全文电子影像资源。这些数字资源库随时间而愈丰裕，是对民国文献极其有益的开发方式。

　　由于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学术需求仍存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对馆藏民国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重庆图书馆则重点采取了数字化建设的方式对民国文献加以整理开发，以最大限度地惠泽社会的需求。2006年3月，重庆图书馆喜获重庆市政府专项财政经费投入300万元，从而开启了民国文献数字化进程。至2008年，历时两年，重庆图书馆主要通过扫描的方式对民国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最终建成民国文献的电子资源库，共收录了民国文献电子图像达1400多万页、2亿多字，并正式对外开放服务。现在，重庆图书馆的民国书刊数字化程度达到90%以上，剩余部分也正在逐步数字化处理中。可以说，重庆图书馆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成果在全国名列前茅。

　　此外，台湾地区的民国文献整理与开发工作成绩亦斐然。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党史馆、台湾省文献史料馆等机构都曾有编辑出版民国史料丛刊。如"国史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国史馆现存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15辑等等。这些民国文献资料的公开出版，加强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彼此的信息交流，对两岸学界对民国历史的探讨也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