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画的发展中谈谦恭达仁的思想

从中国画的发展中谈谦恭达仁的思想

杨富智

中国画历史的喧嚣载着朝代的兴替，走过了上苍赋予的崎岖之路。青春岁月的无情年轮，将每个画家的人生日历击战成了三百六十五个记忆。因为，匆忙的脚步，我们没有用更多的时间看清我们每个人的记述人生的坐标。当我们如睡得寤后，是否该翻翻前人填写的人生乐章，也翻翻自己在是非争闹中找到的辩聪方向和生命的诞生延续了死亡期限的人生答卷。
有人说中国画源于心术，发于人心之变。这话一点不假，凡事不是恒定不变的。作为一个画家，必须在道无常形中寻找变从常起的思维拓展。将天理性命的空谈和沉迷在闭门造车，描摹古人，重复自己的风雨摇曳弃除在世智辩聪之中。认清中国画是涵养人格至善的要素，明白中国画是美与丑的展露。更要洞悉中国画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强盛与衰落的体现。其实，中国画艺术就是一种用特殊手段表现创作者自我精神世界的展现。记述作者关注内心，关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思想的综合体现。中国书画自立世以来，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这就是让人们通过展观书画作品后，能从中得到教育和劝诫的作用。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谢赫也曾言：“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句话实质说明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画家，其作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照搬或是对语言符号的一种简单继承。而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和谨守向善立身、慎独立品的仁义道德规范。向世人宣扬仁者爱人、“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画家通过形象塑造，并付之以笔墨来向世人解惑迷惘无所适从的心和解束被困于尘世繁杂而找不到生命拥有的博大空间和生命浓缩时间的韧性。在视觉中通过书法内容，觉醒心灵被追名逐利，俘虏的失去的尊严和人格被金钱诱惑的失去的自我本性。强调仁义道德是做人的归宿，揭秘功利是梦幻后的泡影，唤醒人们认知自我，化解心中的得失算度，洞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从而劝诫世人忠孝谦恭，贤者达仁。
然而当今的画家，却是看外界太多，而看自己内心太少，以至于受欲念困惑太多，而使自己迷囿。致使作品内容枯淡乏味，轻佻空洞，缺乏个性，缺乏思想。即使风格迥异，也是削足适履让形服务于笔墨，而不是让笔墨服务于形。本来中国画的笔墨是为形服务的，可有些人却偏偏颠覆它，引让变法借口托词。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自卑自贬，大肆宣讲弃除传统文化，创新新时代的笔墨语言体系，改革中国画。就象当初许多人大肆宣讲儒家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当历史的鉴铜之镜验证了千年的理念原来是不变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书画传统也是一样。纵观从传统中走来的书画家，哪一个不是通文史经哲，山水、人物、花鸟皆精且多才多艺的画家。可当代人一生中只会描摹一种物象，不懂画论，只是一味玩弄笔墨而大呼文人画至高境界，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是物欲超乎了人的界定层面，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许多人急功近利，心灵被自我感觉良好所遮蔽的结果。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不学无术和形不过关的投机取巧。也许，这话过于尖锐，但是作为一个画家你不和社会挂钩，不和民族存亡通息，不和心灵融合，不和人格思想靠拢，不和传统贯通，那你能有多少可值得我们鉴取的价值呢？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妄自尊大。视别人为豆腐渣，自己为一朵花。轻视别人，讥讽别人，诽谤别人，排挤别人已成为他们捍卫自己的手段。这又是为什么？文人相轻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平衡的心灵得到安慰？难道一个人不该具备宽容之心？难道做好自己的时候也要想到别人错了吗？难道人活着不该让自己内心透亮清明吗？难道仁义不是等同于理性而解述人性善恶的标准吗？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代的画家是如何谦恭达仁、立品立言、文人雅集时，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生命在浑沌之中的博爱。
东晋·顾恺之创作的《洛神赋图》，造形准确精微，笔法如蚕丝劲挺刚健，设色典雅秀润，人物动作委婉从容。尤其是洛神被画家刻画的神采飘逸，情愫缱绻。实际上曹植这篇千古名篇《洛神赋》，描写了黄初四年，曹植到京师朝觐后，归途中路经洛水，幻化梦境与翩若惊鸿，婉若蔽月的洛水女神相遇，并产生爱慕之情，进而演绎理想田园的美好追求与向往。但最终因人神相隔的鸿沟将他们忍爱割恨地分离。但顾恺之却将这幅名画给了一个完美结局。曹植与洛神同乘四马鸾车，翩然而归自己的天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将曹植这篇九百多字的《洛神赋》，通透的理解和寄物言情的人生彷徨之境。也表达了作者对含恨离别，渴望真情而动情于潸然泪下的同情之心和透悟生命的仁爱胸怀。
唐代阎立本的代表作《步辇图》，描画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的场景。作者以高超的瞬间捕捉能力，成功而准确地刻画了不同性格，不同人物的形象特征。线条流畅而爽朗，色彩艳丽而沉着，人物神态平和而谦恭，较成功地反映了作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达仁兼济天下的思想。也微妙地透射了作者对民族危亡的关切心理。
宋代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向世人展现了北宋都城汴河沿岸及市区的繁华景象。作者以巧妙的构思将画幅分成三个部分：前者为郊区风光，溪山林木，烟霞锁雾铺设其景而来，旁及村边院落，泊船孤舟，断岸而古渡，山绝而荒村，水阔而征帆的述境描画。甚有踏青于郊野，游翠于阡陌，耕锄于塬上的诚能妙写。中段以虹桥为中心，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汴河往来穿行的商船及两岸市井生活场景。岸边房屋楼阁相互映衬，树木掩隐其间。人物神肖俱备，动态各异，或挑担背物，或相扶提携，或回头环顾，或驻足观望，或赶驴驶马，或扶桥观撑篙摇橹。后段为城区刻画，街道纵横交错，店铺楼阁鳞次栉比，人潮流动，驼队响铃，骄马长嘶。或显贵华轿前呼后拥而行，或依楼俯视，或酒楼觚觥交错，或驿站安马停顿，或悠然闲步，或讲书论道，或算卜问医，或木轮货车往来运输，艺术地再现了北宋都市的繁华热闹与经济的繁荣昌盛。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细致入微地观察和采用散点透视的取舍凝炼。细微之处让人惊叹作者的瞬间捕捉的会心于目和高超的处理手法。仿佛从他笔下听到了船工的号子，商贩的呦唱，行旅者的窍窍私语，车辆的咯吱声，路径狭窄互不相让的争吵声，权显达贵坐轿而行蛮横争道的呵斥语言。从表面看作者以起伏转折的艺术手法架构了一幅宏伟壮阔的市井风俗场景，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和艺术表现的历史真实性。但从作者独具匠心的人物刻画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关注民生，关注民情的深厚情感和对国家的责任之心。尤其是画面中贵胄与劳动阶层的对比，虹桥之上的争道与互不相让，反映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了然于心。流露了作者悲天悯人，劝化世人的恕心与忍让思想。或多或少讲述了路径狭窄与人先行一步，则是自己更宽一步的做人之道。
元代被蒙古人推翻后，一些汉族文人借题以抒发自己对故国的忠贞和对入侵者的强烈不满。如龚开，这位曾在南宋景定年间做过两淮制置司监当官，后参加反元斗争。南宋易位后隐居于苏杭，以卖画为生。怀着对宋朝的怀念和现实的不满，借助笔墨发泄爱国爱民之心。其代表作《骏骨图》。画中一马瘦骨嶙峋，老态龙钟，眼神似乎透着忧念与疲惫之态。点睛之笔的画中题诗：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道出作者的隐喻适志和借境抒情。反映了作者对民不聊生，饥苦饿腹的同情达仁之心。
同时代的还有任仁发的《二马图》。其画中一肥一瘦两马，瘦马造型明显借鉴了龚开的《骏骨图》，画幅通过肥瘦二马寓意廉洁与贪婪享乐的官吏。从画中的题跋：“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廉；荀肥一已而瘠万民，岂不贻迂滥之耻欤！按图索骥，得不愧子心乎？”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自性清澈的个性和深恶痛绝，那些仕大夫搜刮民膏而享一己之乐的揭秘与羞辱之心。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廉洁为国，清风为民的至仁思想。有形而无形地透露着让贫富之距的人们，明白大厦千倾，不过一宿；珍馐百味，不过一饱。渴望得到了什么拥有了什么，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做人的关键是痛斥邪恶，扬善忠孝，宽仁厚德，扶贫济弱，谦恭好施，无愧于天地良心。
明代刘俊的《雪夜访普图》描画了宋太祖赵匡胤雪夜造访大臣赵普的故事。人物刻画细腻，表情深动，线条流畅劲健，设色明快，皑皑白雪映衬了作者歌颂礼贤下士的君王风范和臣忠报国的赤子之心。
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时代的唐寅，他以放荡不羁的个性，向世人宣泄自己对名利的淡泊和封建礼教的嘲弄，以及劝解世人认清自我，完善自我，豁达处世的心态。这点无论是在他的画中还是他的诗集中，无不流展于纸素之间。如《一世歌》：“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尊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然指间，钟送黄昏难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清代的八大山人，十九岁便遭家倾国覆之灾，为了自保，于顺治五年（即1648年）削发为僧。满腹的文化修养，促使他用手中的画笔宣泄心中的愤恨。从表面看八大山人是在作品中发泄个人的不满与怨恨，但实质上作为明朝皇室贵胄的他，不愿被清统治者笼络，不愿看到生灵涂炭，残酷镇压的残暴施政而常常装聋作哑，佯作疯癫，但内心的清明，无时不让他忧国忧民，伏地鸣咽，欷嘘短叹。从而使他在清醒中认知了自己，在痛苦与折磨中看破了世间，还自己一份接纳后的宣泄；还自己一个淡定中的谦恭达仁与宁静致远。表现在作品中则是冷峻中透着和善的正心修已；凄凉中含蕴着仁厚的善事阴功。画中小鸟单腿独立，白眼向上，似乎喻示着画家与清统治者势不两立。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站在自己立场的一种表现，而是对缺乏仁爱之心的一种驳斥。尽管他对形是以意为象的，但在笔墨处理上是依形而墨，没有让自己禁锢在有些人所言的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只重笔墨而不重形之中。相反给笔墨语言赋予了野逸中凝固婉丽的个人书法特点。
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这句话放在傅山身上，笔者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傅山这位与八大山人同时代的燕赵人士，内心无意于仕途名利，无意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寄民族危难于心间，念民生疾苦于脑际。这位侠肝义胆的“义士”，博学多才，诗书画医无一不精。一生中强调忠义孝悌，谦恭好礼，悬壶济世，仁者爱人。反驳贪图乐利，中饱私囊的文人为小人。倡导人们不要做自己身体的奴役而只为自己，不为别人。强调人活着就是拿自己生命的曙光，去照亮别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朋友袁继成被魏忠贤诬陷入狱后，他从山西赶往北京，替朋友上书昭雪，忠诉冤情而奔走申辩。身为一介布衣，不畏权势，挺身而出，不惜倾家荡产，将袁继成从狱中救出的侠义举动，震动人心。他的这一思想表在书画中，则是如影随形。
近代蒋兆和先生的一幅《流民图》，是我们从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又一次看到了至仁至爱、温良端恭的济世思想。作者通过对贫苦人民流离失所的描画，向世人索要心灵上的关爱与同情。当然，笔者这样路经之处，言及一人或二人，并非只有他们，而是笔者择其代表述意表怀。
综上所述，谦恭达仁的思想是一个画家 通过作品向世人流露劝过归善、忠孝端恭、至仁至义的诠释。也是一个画家不断接受心灵洗礼完善自我而惠及于人的体现。从不同角度阐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形象塑造诉说人生历程中，只有美丽的人生，才会有美丽的生命。
但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这种思想几乎被抛弃，一部分画家和理论家倡导的后殖民文化现象缓慢改变了画中的“明劝诫、助人伦”的思想，而单纯地把绘画作为个人的清遣品而粉饰于天下。甚而认为，民族绘画要振兴，只要改变旧观念，弃除传统，远离千年落后的文化现象，接轨于西方主流文化，创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中国文化现象，才能振兴中国画。进而全盘否定艺术的社会服务性和服务人民大众的公德性，形成了单调的玄色玩弄，“抽象”而无象的不正之风，且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愈演愈烈。这种极左的艺术思潮，颠倒了艺术本质也腐败了艺术现象。
如果说，走向世界，接轨于国际，只有完全西方化的话，那么一个民族还要自己的文化干什么？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风俗民情的不同，道德法制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画种上的不同。中国画是意象的，而西方画则是具象的。中国人讲仁义礼制，强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西方人讲个人情感，个人大于社会。中国人在绘画中用散点透视和灭点透视，西方人则用焦点透视。中国人用毛笔作画，西方人则用排笔。从实质上来讲，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绘画因素，来完善自己的绘画语言体系，但不要完全西化，成为“个人主义”文化的奴役。其实，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并发表已见。笔者认为身为中国人就该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对西方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交汇融合。但没有必要大肆宣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让西方文化侵入到中国文化的内心。身为中国人就该研究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者邓小平理论，寻求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明白西方的商品经济根本不适合中国的计划经济。如果站在经济学角度讲，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从商品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是从计划调节到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逐步供需调整与改革，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说明“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才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有根据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市场经济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才不会让经济出现危机；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个人流毒，才能纠正贪婪、腐败的不正之风。拿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超经济发行，来发展中国经济是不适用的。就象一个富翁，他凭借睿智远见和特定的环境，创造了亿万资产。如果，后来者只看结果而不看过程，一味按步就班走他的老路，那你一辈子也成不了富翁。凡事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去衡量问题的实质。就象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各国的种种弊端后，反而显露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为什么？
如果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强国。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文明古国，六千多年来的文化积淀给了中华民族腾飞的血液和维系社会和谐的骨架支撑。历史的验证进步说明了中国经典文化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的根本。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西方文明古国，一个个骤然消失的影子：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中断，难道，我们还不该清醒吗？
实际上，这种清醒就是文化信仰：谦恭达仁。信仰是一个人立于心中不倒的旗帜。没有信仰，那心中的敬慕与追求都会荡然无存；没有信仰，那我们对生活安定的态度和认同都会发生变化；没有信仰，我们的社会和谐就会破灭，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就会散化。信仰，能使我们在迷惘中找到方向，明辩笃行而指引自已的行动。我们今天言及孔子，就是对他的信仰。在孔子的言论中找到我们心灵上所需要的生存方式，也会从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点。不管困惑对现代人如何上枷，只有信仰才能解脱心灵上的迷惑和剔除身上的枷锁。
作为一个画家，不能以个人为中心，而要上乘千古遗风，下达民族兴衰的共性。通过作品向世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乐善好施，忠孝谦恭、祥和仁厚、扶贫济弱、天下为公的彬彬君子之风。

（注：此文已参加中国美协高层论坛）


已丑年清和月写于问梅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