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养天年游于艺

颐养天年游于艺



——品读龙国屏先生的艺术人生



作者:陈沫吾



品读一个艺术家，必须通过其作品的阅读，才会达到既能聆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的故事，又能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的目的。反之，只有了解一个艺术家苦心的人生历程后，也许就能让我们真正读懂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内涵与艺术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欣赏、品评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就是眺望艺术家的艺术人生史。从关注作品的历史转变为关注艺术家的历史，是艺术史的一个历史性进步。这个转变让艺术史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艺术家的个性、人生经历、轶闻趣事、生活习惯，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艺术史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前者比后者更令批评家、收藏家和欣赏者津津乐道。
　　今天，我胆大妄为地提笔为我的恩师龙国屏先生写几句我自己对他老人家的感悟，兴许对当今中国画坛的画家、收藏家、欣赏者有所启迪。历史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即便表面上是断裂的，其内在的文脉仍顽强地守护着悠远的文化记忆。龙国屏先生的艺术人生，他几乎是穿越了整个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位画坛老前辈，他的生活环境、人生历程、艺术观念、处事心态、作品风格，必然构成其宏大而丰富多彩的历史现实。
一、艰辛的生活时代，幸运的艺术情缘
南朝（梁）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任何人都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他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我们研究龙国屏先生的绘画作品，品读其艺术人生，也应当如此遵循。人都是一样赤条条地来到了这个世界，都是具有不满足的本性，只是因为个体生存的环境差异，从而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目的，不同的人生渴求，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大多事实表明，家庭是左右一个人的人生第一环境。当一个人迈出家门后，他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二环境，这个环境是看得见的社会。如果说家庭疏于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这个看得见的社会环境就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从而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比如老师的水平，结识的同学、交往的朋友好坏，往往都会影响或造就一个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影响一个人的第三个环境当然就是书本知识和看不见的社会了。
1914年的农历10月26日，龙国屏先生出生于宜宾岩门龙家近乎一个没落的书香人家，其家庭后来因遭火灾而迁至宜宾城区鲁家园街居住，祖父龙冕章和大伯父龙克刚，都是前清秀才，其父亲龙厚滋有兄弟三人，父亲排行老二，没能赶上科举考试，于民国初年就赴成都读政法学校，本欲从政，苦无门径，仍回宜宾赋闲，嗣困家庭，家中人口逐年增多（龙国屏先生上有一哥、三姐，下有妹妹）,家庭经济日渐拮据，仅靠祖上留下的薄产难以维持生计，其父亲遂谋兴办实业，邀亲友集资开办川江航运，将祖上留下的约五十亩的田地及街房等卖掉,所有收入全部投资兴办岷江轮船公司，航行宜宾至重庆、宜宾至乐山一线业务。公司开办两年后，适逢四川军阀混战，互争地盘，公司轮船经常被迫打差，大致在1922年左右，轮船被强迫夜航运兵，逆行到距泸州五里的小米滩时，不幸触礁沉没，当时举家震惊，骤然破产，生计无着。此时的龙国屏约8岁，其父亲待公司善后遂单身赴成都寻找工作就业（叙属旅省联合中学，即列武中学前身），随后母亲弟妹陆续到蓉定居，龙国屏则留在宜宾继续学业，直至1933年高中毕业后才到蓉，他本想考四川大学继续深造，适逢中国银行成都支行招考行员，出于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考虑，父母建议龙国屏前往应试就业，从此龙国屏就在银行工作一干就是16年（1934－1949年）。
翻开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它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由沉睡到觉醒的历史，就是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经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几代革命先贤和仁人志士，进行长期艰苦卓绝、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赢得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这就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背景。龙国屏先生伴随着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成长、工作和学习。他四岁发蒙读书，同弟兄姐妹在家中延师读私塾，十一岁始入五育小学高小班，十三岁入叙州联合中学直至高中毕业，从小爱好美术，随大哥龙乐君，叔父龙剑吟（有遗作留世，见袁愈高主编的《四川近代书画家》第二集第143页）涂涂抹抹。他曾想报考上海美术学校，但因家庭经济拮据而作罢，高中毕业即入中国银行工作，就业之后，龙国屏先生再次萌生学习绘画的念头，因同事田世昭也爱好绘画，其父亲是清末翰林，家中收藏书画作品很多，经其父亲介绍，龙国屏与田世昭同拜张兆芬先生学习山水、花卉，虽然工作很忙，时作时掇，但这对龙国屏初入规范地学画无疑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兆芬先生是四川名儒辜培元的弟子，山水画法宗王叔明（黄鹤山樵），遗憾的是在抗战初期，张兆芬先生随其子女迁外地定居了。
龙国屏先生从出生直到参加工作，可以想象他是在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的环境下生长求学的，虽然他从小对绘画艺术特别钟爱，有叔父和兄长的引导，但毕竟未能如愿去系统而正规地考入艺术学校学习，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天赋兴致所至而已。刚参加工作后，他有缘拜张兆芬先生为师，实乃属中国绘画艺术的窗户为其打开了，可以透过这扇窗户观看优美深邃的中国画风景，但此时的中国绘画艺术的大门还尚未对他敞开。
二、再续艺术机缘，淡泊人生态度
193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自北平回川, 在成、渝短暂停留后，遂率家眷借居青城山上清宫，时年龙国屏调中央银行灌县分行工作，龙国屏曾在成都四川省银行大厅观看过大千先生举办的回乡书画展览，当他看见大千先生所绘的山水、人物、花鸟作品后，无不惊叹，故龙国屏调灌县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能看到大千先生，他得知大千先生与银行成都分行经理杨孝慈先生系北平旧交，他乘杨孝慈先生上山拜访时，求能与杨孝慈先生随往谒见，并申仰慕之忱，将自己拜门学画的心愿恳请杨孝慈先生转向大千先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遂于1939年12月龙国屏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拜张大千先生为师，当时有杨孝慈、林君默、罗文谟（成都名画家）在座，从此列入大千先生门墙，踏上了他毕生的业余绘画艺术之路，给他的艺术人生增加了一道美丽的光环，同时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1939年至1941年春这段时间，他常利用星期六至星期日一天半的时间，由灌县城赶赴青城山观看大千先生作画，听大千先生讲解，大千先生每在作画中与友人交谈（摆龙门阵），时有涉及绘画技法方面的言论，大千先生作品完成即交裱画师装裱于麻姑池上面的大厅内，龙国屏常就此潜心观赏临摹，遗憾时间短暂，只能靠自己心记和勾画草稿，再带下山去揣摩学习，当时龙国屏曾有习作《青城红叶小鸟》、《写意荷花》，但均被同仁们拿去做纪念了。
1941年，大千先生赴敦煌临摹壁画后，龙国屏就于1942年与同乡李其清女士完婚，先后共育有子女五人。1991年，时年77岁的龙国屏遭遇伤偶之痛，故再续姻缘与针灸师蔡俊惠女士结婚。从1939年到1991年的52年间，有35年是龙国屏先生在忙于工作、奔于生计，同时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真正让龙国屏先生全神贯注于绘画艺术创作当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他满64岁之后的事了。
艺术作品的实现，是由时代、潮流以及艺术家个人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而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心理环境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如何，对其创作的艺术作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强调主观情思及抒情性情感表达，强调艺术家个人的内在人品、胸次、气质、情性、意兴的重要性。艺术家表现不再着眼于客观对象之形神气韵，而是专注于艺术家个人内在的精神情思和气韵意兴，使自己创作的作品能洋溢出一种抒情写意性的哲思，一种自我的精神与情感的升华，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在绘画中的延续。龙国屏先生穷证古人画理高论，用多年积压在自己心中无限的激情去感受大自然，这在他六十开外创作出的许多作品中得以体现，我们也总是能感悟到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带给人们的是一种似曾相识非相识的清新感觉。
如今龙国屏先生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纵观他的人生历程和创作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态是十分淡泊平静的，故其书斋取名为淡斋。他淡泊名与利，他有一颗包容宇宙的胸襟，有一双洞察世俗的眼力，在物欲与名利横流的社会，他立志守住了自己的淡泊，真正实现了艺术是可以修身养性的境界。
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哲学家、生命哲学奠基人狄尔太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人的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生命的真谛，就在于扬弃生物本能的冲动，在生存与生活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超越生命有限，趋于精神的永恒。对某种信念的执守，对某种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也是人之生命独特性的表征。龙国屏先生似乎在对人的生存意义与信念的坚守方面，是做得最好的，诠释得最完全，体会得最深刻，实践得最完美，把握得最适度的不可多得的中国画家之一。如何在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中，找回支撑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超越自身有限性和现实的物质纷扰，追求生命的永恒，是值得每一个当代人认真思索的问题，这在龙国屏先生的艺术人生中，未必不能找到最佳答案。
三、坚贞的传统追求，幸福的人生晚年
大抵艺事，最初纯有古人，继则融古人而有我，终乃古人与我俱亡，始臻化境。中国画的学习自然是以书卷气为重，匠气是不可取的，根基传统是最要紧的事。临习描摹古人作品同写生创作，二者是不可偏废的。临习描摹古人作品就如同读古人之书，学为文章，绘画临习当以掌握古人的用笔用墨为上，懂得古人的苦心构思，所以非下一番死功夫不可；写生，则可把握造化布形之真谛，举凡物理人情，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因而深思好学，心知其意，下笔方才得其神髓。我藏有龙国屏先生的画册与原作，常置书案，或捧读，或心临手习，顾其画作，再顾其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画之所以耐看，百看不厌，坐对数日越看越让人入迷，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画的学习继承源于其传统精神方面，是大成者。同时，“他漫游西北，两上黄山，四到江南，出嘉峪，入瀚海，践西北大漠，探江南秀水，近游巴山蜀水，远涉名山大川。”可谓行万里路，领略了祖国的山川灵气，极大地丰富充实了他自己广阔的胸襟。
人的一生我们无不每时每刻都在作出选择，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却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所在。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受功利主义价值观主导的人，很容易把“名利”等同于幸福，人们可能很少想到幸福会和道德相关。相反，人们普遍认为有道德的人会吃亏、遵守道德更吃亏。但龙国屏先生却格守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把健康生活、追求艺术与人生意义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故其人长寿，其画高古。
龙国屏先生在自己全面的文化、哲学及艺术修养的基础上，以坚实的绘画能力，再通过他对人生的理解，用灵活多变的笔法，自由地“写意”表现，这样画面中所反映的完全是画家胸中之“心象”，或“意象”的迹化，或“外化”之物，即所谓意象表现。意者，意思、意味也；象者，形象、物象也，也就是有意思有味道的形象表现，它是以“意象造型”为造型手段的。这种“意象造型”它不同于注重视觉真实、以形似为目的表现景物的“写实造型”，也不同于抽象艺术绘画脱离客观物象，找不到自然具体物象的“抽象超越”。而是既感悟造化，又依据心源，达到物我之间，一种交融的和谐。是艺术家在生活中提炼过的艺术形象，是有意思有味道的个性形象造型。这种“意象造型”离不开对客观自然物象的观察、提炼与超越。更要求自然合度，气韵生动，神完意美。这种意象表现既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和主观创造性，又非完全脱离视觉经验的纯抽象表现，它有较好的审美普遍性特点。回望当今中国画坛， 我们不难看出受大众欢迎的东西，其生命力也是可长可短的，中华文明的生机绝不会因人数的多少而论衰竭。传统里有很多高雅的和自然的东西，自有懂得高雅的和自然的人来传承。酒香哪怕巷子深，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鉴赏水平也会有复兴提升的时候。
龙国屏先生一生坚守着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精神理念，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不粗制滥造，不利欲熏心，不张扬炒作，始终以一种淡泊平和的心态对待艺术创作。试问，到底什么是中国画的传统？我认为中国画的传统不是一种范式或样式，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精神。多年来，我一直未放松对龙国屏先生的绘画艺术的关注与研究，截止目前，我个人认为，龙国屏的艺术创作作品可以分成三大类型：一类是死守传统样式的作品，这大概与他临摹学习明清时代的画家作品过多分不开，出自于早年因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到大自然生活去体验，没有将传统的范式拿到生活中去对接检验，但这类作品功夫十分了得。第二类作品是大千风骨类的作品，在他的花鸟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是源于他对大千先生的无限崇敬与怀念的缘故，加之能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绘画时，他已是年老体力不支了，信手即是；第三类作品是属于传承中国画的精神内核的作品，他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杂揉了儒家、道家、释家的思想观念，这是源于改革开放对他艺术生命的重新焕发、个体生命又处于旺盛时期、终身忠贞不渝的淡泊人生理念的结果。
如今，中国绘画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多元的价值选择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意义世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机遇和条件。然而，多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美好和幸福。在享受自由选择的同时，人们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和重负。人生理想和信念的荒芜，价值选择的混乱，生活意义的迷失，都成了前进路上无法回避的痛。
中国人的思维是物我不分的混沌模式，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艺术不善于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去如实地反映自然，这可以算作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缺憾，但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又让中国人的艺术对象由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转向到内在于心的主观世界，物我不分，物在向我靠拢，而我又极容易通过“移情”的艺术手段将自己的主观感情投射到外在的物当中去，在艺术中实现我与物的交融，这正是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谓的“移世界”“移感情”，物与我双向靠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正是在艺术中，中国人才借以实现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
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画家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陷入深刻的存在性危机之中。浮躁和急功近利代替了塌实的创作作风和对人生信念的执守，短视近利、好逸恶劳、一夕致富成了一些人的生活态度和追求梦想，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构成了前所末有的挑战。龙国屏先生未有趟这潭浑水，他把握住了如何继承中国画的传统文化精神，把握住了在自己创作中的天——人——艺的高度融合。